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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金融時報》登載了我被提名的傳聞。兩天之後，喬治&iddot;伍茲和世界銀行的五名董事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提出了這一要求，我接受了。第二天，林登&iddot;b&iddot;詹森總統宣佈我將離開五角大樓去世界銀行。

最大的諷刺是我不知道總統自己是否確切地意識到：為什麼我們會分手？這種分離是怎樣發生的？他知道我對政府和他都是忠誠的。正如我曾說過的，我感覺得到他對我懷有同樣強烈的感情，儘管我們在越南問題上有重大分歧，他一定沒想過我會辭職。我相信，我沒有這樣做使他感到寬慰。

那麼，為什麼我要離任？並不是因為我生病了，雖然報紙報導了這樣的傳聞。總統曾對他的助手說擔心我會自殺，就像杜魯門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iddot;v&iddot;福雷斯特爾那樣。從那時起，大家似乎都認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並沒有如此。我的確感到有壓力，我與美國總統不和，我提出的問題沒有得到回答，我異常緊張，但我並沒有接受治療。除了偶爾吃幾片安眠藥片外，我沒有服用任何其它藥物，也從沒想到過自殺。

事實是，我得出了結論，並直截了當地告訴總統，在越南的任何軍事行動都不可能使我們達到目標，因此，我們應該透過談判尋求一個比較接近的政治目標。林登&iddot;b&iddot; 詹森總統不準備接受這個事實。對我們雙方來講，情況越來越清楚，我不會改變我的判斷，他也不會放棄他的看法，因此，必須做出某種決定。

很多朋友在當時和以後的一段時間裡都說我做錯了，他們認為我應該辭職，以表示對總統政策的抗議。在這裡，我要解釋為什麼我沒有這樣做。總統（除副總統以外）是政府行政機構中唯一的民選官員。他指定每一位內閣成員，內閣成員除總統外沒有自己的選民，因此，內閣成員對人民負有責任，內閣成員的權威和責任來自總統。但是，也存在這樣的事實，即由於內閣成員經常在公眾中露面，有些內閣成員會形成獨立於總統之外的權力。

從某個角度來講，我擁有了這樣的權力，一些人說，我應該透過辭職來使用這個權力，向總統的越南政策挑戰，為那些尋求改變這一政策的人帶個頭。

我認為，那將有違我對總統所負的責任和我擁護憲法的誓言。

我永遠不會忘記迪安&iddot;艾奇遜告訴我的事。迪安&iddot;艾奇遜說，三十年代初他在羅斯福任職期內做財政部副部長。當時，他發現自己無法接受總統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辭職了。羅斯福曾對他說，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憲法規定辭職的官員，我決不會忘記這個教訓。

簡單地說，儘管我與林登&iddot;b&iddot;詹森在越南問題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舊忠實於政府，忠實於他。我感覺到，他對我抱有同樣強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離開的那一天，我仍舊相信我可以影響他的決定，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我的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個月後我離開五角大樓的這段日子裡，危機接踵而至。北越部隊攻打遠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軍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鮮半島附近的公海上北韓扣押了美國情報船普韋布洛號；一星期之後，越共對美國駐西貢的大使館進行了爆炸和進攻，發動了血腥的&ldo;春節攻勢&rdo;。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進行了關于越南的最後一次公務活動。出於經濟、政治和道德的考慮，我拒絕了威廉&iddot;威斯特摩蘭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萬軍隊的要求。我的繼任者克拉克&iddot;克利福德後來批准了這一申請。

我離任的時間正在臨近，我給總統寫了下面這封信： 親愛的總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