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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從&ldo;樂觀&rdo;的角度看‐‐如果能夠就防止核戰爭達成一項國際協議的話‐‐使用原子彈突襲日本所造成的軍事上的有利形勢和對美國人生命的拯救，也會因隨之而來的喪失信心，席捲世界其它地區的恐懼和厭惡，以及國內輿論的分歧而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意義。
從這種觀點看，最好的辦法是在沙漠或荒島上當著聯合國所有國家的代表面前，為展示這種新武器的威力進行一次爆炸。如果美國對全世界說：&ldo;你們看到了我們業已擁有什麼樣的武器，但是我們並沒有使用它。我們樂於在今後放棄使用這種武器，只要其它國家也同我們一起這樣做並同意建立有效的國際管制。&rdo;這就為達成一項國際協定創造了最佳氣氛。
此後，如熊獲得聯合國（和國內輿論）的同意，或許可以對日本使用這一武器，但最好先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敦促其投降，或至少疏散某些地區，以免全部毀滅。這聽起來似乎異想天開，但核武器的摧毀力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想充分利用我們擁有這種武器所取得的優勢，我們就必須採取新的、充滿想像力的措施。
芝加哥實驗室的原子科學家也是意見分歧，而且時有流露，因而主持原子研究的康普頓指示他們就原子彈的使用問題進行意見測驗。一次匆匆進行的意見測驗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原子科學家贊成在軍事上對日本使用原子彈，百分之四十六贊成先進行有限的軍事示威行動，其餘的人則贊成對其使用進行其它形式的限制。在有關使用的最後決定作出之前，格羅夫斯將軍向陸軍部長遞交了科學家對使用原子彈的意見的抽樣調查，這個調查表明。只有極少數人贊成在無警告的情況下使用原子彈。
這種趨勢的最明顯例項是，儘管最先提出製造原子彈的人是那些極其仇恨納粹並害怕納粹統治世界的人，但遭到原子彈襲擊的卻根本不是納粹，而是日本人。正如歷史學家唐納德&iddot;弗萊明所說，日本人代希特勒服下了這口苦藥。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納粹投降前兒個月，美國人就已不再怕納粹能製成一顆原子彈來了。而在太平洋，儘管美國軍隊正向敵人圍攏，但人們仍普遍認為，美國必須入侵日本本土，才能結束戰爭。然而縮短對日戰爭時間，甚至拯救千百萬條生命，與防止納粹統治世界仍然是目標不同的。但是一顆原子彈業已製造出來，而且耗資巨大。最後，一切主張謹慎和認真考慮長遠後果的聲音，幾乎都被淹沒在周密組織而規模龐大的工作所發出的一片喧囂的聲浪中。
杜魯門總統負起把原子彈引入世界的全部責任。艾麗斯&iddot;金布林&iddot;史密斯認為，&ldo;但是他的決定與其說是一個積極的行動，不如說是作出了一項選擇，決定不去制止三個月前業已發展了的聲勢浩大而層面繁複的工作。如果他不聽信自己最信任的同事們的勸告，而去制止這項工作，那就需要自己單獨採取一種驚人的獨創性行動。&rdo;格羅夫斯將軍後來回憶說，總統的決定&ldo;是一個不干涉的決定是基本上不推翻原有計劃的決定。&rdo;
一九四九年，蘇聯擁有&ldo;超級&rdo;原子彈（即氫彈）的訊息刺激並大大促進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階段，從而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新趨勢的壓倒一切的力量。人們一旦不再懷疑是否可能製造新的、更大的炸彈時，那種囿於道德而猶豫不決的心態（它曾短暫地推遲製造新炸彈的決定）也就隨之消失。當製造熱核彈（以聚變而不是裂變為基礎）看來已有可能時，人們就更普遍地認為著手製造這種炸彈是必要的了。只要&ldo;能夠&rdo;就沒有什麼&ldo;應該&rdo;可言。美國的太空事業與原子彈一樣，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德國科技挑戰的副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