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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輪到來人大為嘆服了。

在負責理財的頭五年裡，他幾乎走遍了整個南北漕運線。公元777年，劉晏在回京途中又在陝東進行了考察。這裡是南方糧賦運往關中的重要過渡段，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現實情況卻十分令人憂慮，劉晏給宰相元載寫了一封信，著重匯報了當地漕運敗壞的狀況，再次強調了重視從南方漕運糧賦的迫切性。

在理財上，劉晏幹任何事情都經過全盤考慮。透過五年的實踐，他對漕運的種種運作以及各種利弊已經非常清楚。事實證明，劉晏理財的突出成績正是改善了南北漕運，創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規程和具體的運作方法。同時，完善了鹽業專賣，使鹽利收入在代宗末期達到了國家總收入的一半。

經濟與政治一樣，優秀的理論並不能成為優良成效的保證，劉晏的實幹經驗來自於他的實踐，他在具體操作中的種種辦法無一不顯示出專業化的特徵。還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

一是巧妙地利用了知識分子看重聲名而專業人士著重眼前利益的普遍特徵。劉晏認為，士人的聲名和清譽是其前程的基礎，一旦陷入贓賄貪汙的罪名，則身家性命一起拋失。所以士人大都認為不如棄利重名，達到最終顯貴的目標。普通的吏人則不同，本朝制度，吏者不可應舉，因而即使再廉潔奉公，也不得大用。所以此輩往往鋌而走險。基於這種認識，劉晏便任命士子出納錢穀而以吏員專事文書符牒，使前者得示廉勤而使後者無所用計。

二是對權貴或親友的囑託，無論是官位還是俸薪的要求都一概答應，但只是令其徒領乾薪，不允許這些人到位視事。

劉晏的方法實際上是一種經濟方法，明顯不符合政治和道德上的要求。在中國，言利始終是與道德信念的要求相悖的，劉晏的某些做法註定了不會長久。就造船一事言，幾十年後的鹹通年間，有司果然計價給資，無復羨餘，結果造出的船隻脆弱易壞，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漕運的衰廢。

德宗即位了。他正要幹一番大事，所以深知財政的重要，否則也就不會如此重用劉晏。劉晏當然也很清楚，國家的急務就是保證財力以應付越來越嚴峻的現實。他也知道絕不可以停止在原來的成績上，必須還要更進一步。在獨當大局後，劉晏便把目光投向了稅制改革。

當時的稅制由於現實狀況的變化顯得弊端百出，理財官員們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劉晏早就開始了稅制改革的種種實踐，如對戶、地稅的改訂，準備著為徹底改革稅制打下基礎。然而，難以預料的命運改變了他的一切。

專家往往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有專業上的技術和為此獻身的精神，卻缺少政治上的眼光。劉晏的政治經驗很不足，在技術上的精明也不能彌補此道的匱乏，他的第一個錯誤是貿然參與了對元載的審判，要知道元載與他的私交並不壞，且又是他的提薦者，以劉晏的這種身份作大義滅親之舉在習慣於拉幫結派的人看來卻無異於落井下石。他犯的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對元載死黨特別是楊炎沒有一舉消滅，過於心慈手軟的結果是反遭其害。劉晏還不善於正確地洞察政治形勢，更可悲的是，甚至到了大禍臨頭之際也未能醒悟。

序幕：走向九世紀(4)

復仇：第一次鬥爭

元載的覆敗是代宗末年的事。

說來有趣，元載、劉晏和另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泌都好道術，但由此而形成的人生旨趣卻大相逕庭。劉晏取其儉樸寡慾，李泌得其無為而為，而元載卻把道家的及時行樂、得意狂放奉為座右銘。

元載有大功可恃，是他幫助代宗皇帝誅滅了驕橫的宦官魚朝恩。不過，他也過分的居功自傲了，在代宗後期，元載的狂妄僭越達到了極點。

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左金吾大將軍的國舅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