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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孺與宗閔有些不同。最大的一點是性格沉穩而不外露，做事講究技巧；而且很能夠辨明利害，不強為出頭之鳥，該避讓時一定退讓，一旦抓住機會也絕不鬆懈。
僧孺家境貧寒，年輕時為了出人頭地，很是用了些功。為此，中了進士後頗為自矜。僧孺絕對沒有德裕的那種正統的觀念，這也許是他出身貧寒，又得中進士的緣故。進士科靠的是才學，古往今來，有才者如不能鍛鍊其志，就不免浮華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於求進。僧孺也有這個特點，儘管比起他人來，尚不算是太過分。比如他好奇石、好聲伎，在文宗開成時閒任洛陽期間，曾與好友白居易時相過從，他對朋友誇言道，自己曾先後服用過三千餘兩鐘乳石，因此在&ldo;那個&rdo;方面是很可以的。白居易聽了，也為此佩服不已。
當然此乃小節，無足厚非。僧孺這人最大的缺點是氣魄狹小，懦弱而不思進取。辛勤數載，中進士、得高位，在他看來就是人生之極限了。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讓自保來犧牲原則，所以當年李逢吉勾結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動上表辭位出京；宋申錫事件中，更不能堅持正義。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朝廷用兵--無論是對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強烈地表示反對。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堅持原則，但在這一點上卻十分的頑固。
戰爭總是人情所厭惡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對戰爭者都能討巧，給自己留下一個愛護民生的美譽。但是在實際情況下，為了達到和平，有時卻不得不訴諸武力，這種情況下的用兵，和窮兵黷武是大有不同的。僧孺和當年的李絳不同，李絳是從帝國戰略上考慮，主張輕重緩急應有區分，而僧孺一味反對興兵，往往是出於既不擔風險，又不失清名，何樂而不為的考慮，這是典型的不負責任的表現。
為這事他與德裕發生了激烈的鬥爭，&ldo;維州事件&rdo;是前數年中最厲害的一次，在後來的武宗時期，面對著回鶻入侵以及昭義鎮的反叛，他仍然主張妥協退讓，和德裕主戰的方針格格不入。這是後來兩派爭訐的焦點所在。
僧孺飽覽詩書，有文學之才，在這個方面他與李宗閔也很不相同。所以，他對政敵採取的手段，相應也就溫和些，這一點倒也不可不論。
除了在&ldo;用兵&rdo;這一點以外，僧孺和宗閔在政見上其實與德裕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分歧。所以說，有時政治派系的產生，並非是一些正經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於一些看起來不甚重要的小事。比如進士科考試，便是宗閔與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將由這些因素而產生的非政治性群體稱為&ldo;朋黨&rdo;，也就是這個道理。
人情貴難賤易。中進士既然很難，則社會愈重進士，因而進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對於他人來說就比較順利。進士出身者人數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終身未授官職，但是，這個階層卻是帝國政治的核心，而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就以目前幾十年而論，朝中文職大員，幾乎清一色是進士及第者。
但是也有例外。
李宗閔 牛僧孺 李德裕(4)
李德裕就不是進士出身，他是靠祖蔭起家入仕，進入政壇的。而且，他對進士考試的種種弊端尤為不滿。
早先，牛僧孺剛及第時，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那次尷尬的事件尚未發生，他與德裕的關係還很不錯。那時僧孺二十九歲．是風華正茂的新進士，德裕二十一歲，隨父入京，補授秘書省官校書郎，是意氣風發的年輕朝官。大家都是年輕人，平時時常相聚，說話也不拘束。
一次宴集，兩人都在座，僧孺正是得意的時候，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於是對德裕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他瞧著德裕道：&ldo;綺紈之子，怎麼也坐在這裡！&rdo;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