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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蒲（Maurice Dobb）作《資本主義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說明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一類注重生產關係的轉變。資本主義一行，生產者開始出賣勞動力，茲後對製成的商品無法過問。（我們也可以根據一般習慣，泛指之為馬克思學派。）一類注重資本主義精神。［我們也可以說韋伯（Max Weber）正面支援這精神，唐尼（R�H� Tawney）在支援之中提出疑問，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反面譏諷這精神，同出於這疇範。］還有一類則注意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資本主義授權於批發商，使他們干預零售及製造事業。（我們也可以說，大凡不屬於以上二類的，都有接近第三類的趨勢。）
為什麼這諸子百家的學說，竟沒有一個讓我們心悅誠服，足以依賴採用呢？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引用經濟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說，歷史家鋪陳往事，無不要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以上寫作的專家或贊成資本主義，或反對資本主義，或者有些地方欣賞資本主義，有些地方否定資本主義，都不出於“內在人”（insider）的立場，這就和我們準備採取一個獨立的外間觀點有很大的出入。因為著眼的不同，也影響到技術上對材料的取捨，尤其對它們的綜合程式可以彼此相徑庭。
比如說李約瑟和我對於法國曆史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有相當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戰中喪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歷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們寫作的大歷史相似，又不帶政治成見，而他蒐集材料的豐富，使我們的輕率簡陋自愧不如。但是佈教授採取歐洲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各種因素早已落地生根。我們則覺得在世界歷史上講，資本主義仍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並且這運動由海洋性的國家作先鋒，它的組織和大陸性的國家不同。所以布羅代爾將中國和其他大陸國家商業上的習慣因素分成小條目，編插在歐洲事物章節之後，和我們所說“時間上的匯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們採取最簡捷的解說：中國明朝萬曆年間一個商人有一千兩銀子的資本和同時間一個荷蘭商人有一千兩銀子，在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上講，因兩方社會結構不同，可能有霄壤之別。
我們也知道，關於資本主義形成的這一問題，馬克思的著作予後人的影響極大。今日我們讀《共產黨宣言》，仍覺得好像歐洲封建制度一崩潰，資本主義即取而代之，其實這兩件事相差好幾個世紀。現在倫敦北部，有一個叫聖阿班司（St�A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倫敦連成一片，以前曾為莊園。黑死病（Black Death）之後，人口突然減少，當地的穡夫（英國的serf譯為“農奴”極不妥當，英文中這字與villien並行，實際為“村民”和“鄙夫”。今音譯為“穡夫”，因與以下說及英國土地制度有關）乘機將莊園記錄銷燬，這件事情被視為莊園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潰的具體化，時為14世紀中葉，等於中國的元朝末年，而英國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則較之還更早。
下面又有一個例子，即是劍橋正西約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叫聖尼亞茲（）的小鎮，地處歐士河（Ouse River）河濱，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這地方一個有力量的鄉紳，曾投資將土地填平，裝設柵欄，蓋成了一個農作物交換的市場，鼓勵附近的農夫來此交易，他就按產品入場抽稅傭。一時生意鼎盛，也沒有人問他是否擁有地產主權、獲得市場的執照，只因為這還是青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