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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也是這個時代特有的名詞之一。
關於什麼人叫做資本家，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
最開始引發這個話題爭論是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7歲開始在街巷撿菸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
然後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
年廣久不知從哪裡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
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破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
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了12個，
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
“僱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於是，“徽省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徽省。
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
“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僱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
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
而超過8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
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僱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
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
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國家，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十萬工商戶來說，僱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行變成了實際難題。
在廣東一個小縣城，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僱長工一人，臨時工40個工日當年獲純和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陣激辯。
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僱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著為剝削。
是不是資本家，這在當時是很有爭議的一件事。
要說姜小白的知青罐頭，僱傭的村民達到了100多個，按照“七下八上”的原則，那是妥妥的資本家。
“好，再給你一週的時間調查，公安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