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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做一些服裝、道具的工作，別人演的時候我也做一些服裝、道具的工作。別的同志有困難的時候，因為這些同志都比我大，有的都生孩子了，沒有人管，那我就應該管，而且還管得挺認真的。雖然我膽子很小，那離禮堂很遠，很空曠的就那麼一間小房子，也很害怕，但自己就大著膽子，還挺勇敢地去承擔這些工作。就是說這個思想就是那個時候養成的，不分什麼高低貴賤，也不分什麼主要角色次要角色。
後來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了，可我還沒太注意當時整個延安這個脫離實際的“提高”，我還並不太懂。後來才知道應該是：你們老演外國戲，你們也演一演中國的，也應該演一演中國的勞動英雄。這樣我們也就懂得了也應該演中國的現實的東西。但那時也不是真正的明白。那時我們演的列寧、斯大林和蘇聯的工人等當時在延安還是很有影響的。我的丈夫田方在當時那個戲裡演主角，是一個農民戰士，從前線回來後是怎麼想的，對土地的要求，同時對革命的不理解。他想見到列寧，可他已經和列寧說話了，他不知道這是列寧，當有人告訴他這是列寧，他簡直是欣喜若狂的。就是他演這個主角。他領著群眾和貴族鬥爭。我演他的妹妹。這是1914年。
後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就感覺光演這個不行了，但是到底演什麼呢？大家也還沒有明確。只是在1942年的冬天，就是蘇聯紅軍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大勝利時，這個時候有一些從農村來的同學，就演秧歌了，那時我還沒有看過鬧秧歌，這一下子就都轟動起來了。王大化、李波一下子就紅起來了，這就是“魯藝家”的秧歌最受老鄉的歡迎了，這就是新秧歌運動了。
當時我沒演過，我就跟在後頭學呀。由於我們是大城市裡的學生，唱那個土味的不會唱，因此當然就沒有我們的主角了。那個時候王大化其實也是洋學生，但是他就比較懂得導演、編劇的思想，他就和一些非常懂得民間藝術的同志搞了這些小節目。你像“跑旱船”啊，還有“小毛驢”等就很受群眾歡迎。我們不演小節目的人好像沒事了，就跟著舉著大牌子，跟著扭這個大場子。劉熾跟那個嚴正就這麼一個拿著個鐮刀，一個拿著個斧頭，那麼唱著跳著，我們就跟著就這麼扭著跑出一個場子。我們也覺得非常有意義，到哪都受歡迎，我們也挺高興，從來也沒有感到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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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主角、配角、跑場子（3）
那時有一個歲數大的同志就講，於藍你到底準備怎麼辦呢？我說什麼怎麼辦？我不懂得是什麼意思。他說你這老給人家跑龍套怎麼行，我說那有什麼關係，我說我沒想那麼多，那時就是這樣。
後來延安又來了個搶救運動，李波同志是山西的嘛，山西不是有同志會嘛，都被審查了。也要審查我們，我們太小哇，張庚說她才十幾歲呀參加革命，怎麼會呀，不能審查他們，都審查還得了。我們就繞過了這一關。那麼就讓我來替李波唱這個《打花鼓》，我來替李波唱《兄妹開荒》，給毛主席演出那次就是我去的。實際上我真不行，那不曉得練了多少遍了，簡直是很費勁地才完成這兩個節目。
那時韓冰，就是現在在歌劇院的，她會唱京戲，她嗓子很好。我們要出去，那時不是隻演那種小節目了，要有一些戲了。我是第一次下鄉，她是主要的角色，我還是處於配角。我就只能演演《兄妹開荒》，還有這個《打花鼓》，唱得太多的、太複雜還是不行，所以就只能夠是那樣。我們演的都是唱得都不多，也還能應付的下來。也都是歌劇，那時《白毛女》要是沒有《周子山》，那《白毛女》也是發展不出來了。他是先從兩個人的這種小節目，然後過渡到小的獨幕劇，然後過渡到五幕劇。我原來也到工廠去演出，演的是外國戲，還有擁抱的場面，工人說那是婊子，工人農民根本看不慣，就不喜歡。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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