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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佈景，也演戲，演了三個片子。這個時候，我也從事戲劇活動，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演街頭劇，宣傳抗日。
我真正乾電影是在“七七”事變以後，從武漢電影製片廠做美工師這個時候開始，真正接觸電影，對電影產生了興趣。
過去我是電影的反對派，非常不贊成電影。覺得電影沒有舞臺戲好，舞臺戲是藝術，很難搞；覺得拍電影很容易，電影用真佈景，選到合適的佈景就拍了，表演也很簡單。那時不懂電影。
我到天雲公司看袁牧之拍《生死同心》還有《迷途羔羊》，謝添在天雲公司當明星，找我，說：“你來吧。”應云為也在天雲公司，導演《生死同心》，他也說：“你來吧。”我說：“我要幹舞臺戲，不幹這個。”
後來我到武漢，接觸了電影，才理解了電影藝術。應該說，這只是才開始學習。可是很快我就到延安去了，沒時間去搞電影。
參加抗戰以後，我還是搞戲劇活動、搞宣傳工作。那時在敵後演戲、演田莊劇，連舞臺都不要了，在打麥場、街道里、村子裡、院落裡演戲，簡單極了。其實那很接近電影，很真實。
這時候我跟張仃組織抗日藝術隊，搞藝術宣傳。當時抗日藝術隊里人很多，艾青、田間都是我們隊的，隊裡有很多搞戲劇、搞文學的。從武漢到西安，從西安到榆林，從榆林都分散了，走了許多彎路才到延安。當時雖然國共合作了，但矛盾很大。我們去延安，要是讓國民黨知道了，是要被抓的。
“革命蟲”和棒子麵
我到延安的時候，正是延安遭受日本人第一次大轟炸以後。延安大疏散，西北戰地服務團（西戰團）跟賀龍的一二○師過平漢路、同蒲路前往晉察冀，這時我參加了西北戰地服務團，一起行軍，走了一個多月。
我記得我參加“西戰團”的當天晚上，行軍到了青邊，在青邊搞群眾晚會，我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我脫下自己的衣服，換上借來的老百姓衣服。衣服上有蝨子，我也不管拿起來就穿上了。人家挺佩服我的，說：“你還不錯，也不嫌髒，真是藝術家。”
抗日戰爭我長了六七年蝨子。蝨子多到什麼程度？冬天穿棉衣，我們那時沒有襯衣襯褲光身穿棉襖，晚上睡覺的時候，把棉衣、棉褲翻過來掛在外面凍。睡老百姓家裡，睡之前借老百姓的笤帚掃。有句話說蝨子多了不咬人，習慣了就無所謂了。我們身上蝨子多得隨便你說哪兒都可以摸到，脖子底下、胳肢窩底下、褲腰裡，一抓一個。女同志最倒黴，頭髮沒辦法，蝨子在頭髮上下蟣子，一個個小點，撕不下來，燙也燙不死，沒事在太陽底下你給我抓，我給你抓。我們管它叫“革命蟲”。
這麼多年我一直在晉察冀活動。魏巍過去在晉察冀一分割槽，一分割槽的司令員是楊成武，我們在那兒演出，他在那兒搞部隊報紙。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我做編導委員長、團委，團長是周巍峙。團員很多，有田間、衛浪、方冰、邵子南。丁玲是前任團長，到河北換成周巍峙。這個團是很了不起的，一直堅持在敵後活動，給群眾給部隊演出。我們幾年一直穿老百姓服裝，經常深入到敵後，搞武工隊，所以我搞武工隊時間比較長。
那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農村，住在老百姓家，身上長滿蝨子。這幾年對一個人的改變是很大的，不管覺不覺得自己都在變。雖然你看這屋子裡很熱鬧，但我還保持著農村的風格。我一直和農村保持著聯絡，經常有農民來，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我現在每天都要吃窩頭，不吃不行。昨天來了兩個香港朋友，我說：“我請你們吃窩窩頭，蒸的棒子麵的小窩窩頭。”我們家經常喝棒子麵粥，連阿姨都覺得挺奇怪，現在阿姨也知道了，棒子麵有營養。剛開始下去吃小米飯，嗓子眼根本咽不下去，就吃一小碗，捱餓，餓得受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