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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張居正的清算，雖然表面上看，是那一些大地主，大權貴，大官僚們。 但是這個能夠代表大地主，大權貴的人，無疑是萬曆皇帝了。 如果說，之前萬曆皇帝廢除變法，是年少氣盛，是因為憤恨張居正，是年輕人不懂事這一些都可以拿來做藉口。 那麼隨著他後來對兒子福王朱常洵的寵愛，那他就絕對是一個封建大地主，封建大家長的作派了。 所以他這個人，從本性上來講，就不喜歡張居正的變法那一套。他就是一個類似於乾隆般的人物，沒有胸襟，沒有遠見，沒有眼光，貪婪無度。更是自私自利，愚蠢狂妄。” “要是他仍一個腦子正常的人，就不會為了寵溺兒子福王朱常洵，就差點兒把國庫都搬空了。 他的所做所作，對不起大明，也對不起大明的列祖列宗，以及子孫後代。 這一種過份寵溺，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的溺愛孩子，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要不得，更何況他還是一個皇帝呢？ 可他就是做了。” 凌鋒說道：“清初史家萬斯同對於明神宗孜孜於聚斂財富，寵愛福王朱常洵，頗有微詞。他就寫道：“萬曆皇帝所遣礦使稅使數十人，日有奉，月有進，所得珍寶不可勝計，號為人主私財。及福王之國，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賜莊田至四萬頃，又所請雜稅地，東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傳來往收利，所至為之騷然。民間藉藉謂：‘帝耗天下以給（福）王，而洛陽王邸富於大內’雲。” 這段話極其深刻，不僅揭示了神宗皇帝貪財聚斂的秉性，以及寵愛福王所帶來的後果，由此也折射出萬曆朝後期諸多社會問題的癥結。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費 朱常洵生於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鈞的第三子（由於次子朱常漵一歲夭折，第三子實為次子）。 歷史上，萬曆對這個福王朱常洵，是極致寵愛的。為了讓自己的兒子朱常洵做太子，他可是經過了好多年的抗爭與掙扎。 萬曆二十九年，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與朝臣拉扯，掙扎，謂之國本之爭。最終以萬曆皇帝妥協為結束，他冊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冊封朱常洵為福王。 彼時雖然是既成事實，然而隨後他卻在兩個兒子之間，他又玩出了，千古罕見的厚此薄彼一面，厚他常洵而薄常洛。 萬曆三十一年，皇帝忙於為十八歲的福王操辦婚禮。 十一月，福王婚禮日期迫近，錢糧亟缺，皇帝十分惱怒，下旨斥責戶部有關部門，意欲嚴懲。 戶部趕緊報告，準備把通州糧廳的隨糧輕齎銀（漕糧的折色銀兩）結存二萬四千八百餘兩銀子，全部撥歸福王婚禮之用，這才免去了有關官員的處分。 但是這才二萬多兩銀子顯然不夠，當時戶部沒有別的辦法，只得向宮中老庫暫借五萬兩銀子，用來採辦婚禮用品。 當時那福王府邸內部裝修以及一應傢俱等，皆由工部負責。 皇帝提出，這一切全部折價，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現金。彼時工部以為物件折價不便計算為由拒絕，何況福王府自稱共用工匠三萬二百餘工，獅子大開口，超過潞王婚禮的規格，所以如果這折價，肯定是一筆龐大的開支。 然皇帝不答應，一定要工部折價支付銀兩。最後這大操大辦的結果是，福王婚禮費用竟高達三十萬兩銀子。 這是一個創紀錄的數字。 萬曆六年，萬曆皇帝朱翊鈞自己婚禮的費用也不過七萬兩銀子。 萬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禮的費用雖然超過此數，也只是八萬兩銀子。 此後，皇太子朱常洛婚禮的費用超過了十萬兩銀子，長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費用，都是十二萬兩銀子。 可見福王婚禮費用三十萬兩銀子，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更何況，這三十萬兩還不是全部，期間圍繞著福王的開支還有很多。在萬曆皇帝眼中，他的兒子福王朱常洵與其他子女相比，明顯高出一頭。 隨後在福王婚禮舉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戶部，每年支給福王祿米三千石。 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明朝開國元勳劉基的歲祿不過二百四十石。 可即使如此，福王還嫌不足，婚後指示王府辦事人員開闢生財之道在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