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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李仙得的貸款活動，袁料定沒有中國和朝鮮海關的擔保，李斷難成事，所以並不急於放出誘餌，而是請假回鄉省親，一走就是多半年。翌年(1892年)5月，袁回到漢城。此時李仙得四處告貸無門，已被拖得疲累不堪;而朝鮮欠德國商人的債務已經到期;朝鮮駐美、日使館已無維持經費，不斷向國王告急。袁世凱看火候已夠，方向前來拜訪他的內署督辦閔泳駿、外署督辦閔種默表示：&ldo;倘有正宗要需，不妨商請中國設法，切不可再向他國貸款，致貽後患。&rdo;國王果然入彀，袁迅即電告北洋和總署，建議以華商(而非政府)的名義低息貸款十萬元給朝鮮償債：
查韓國貸洋債，固應阻止，然惟有中國提供貸款，始有詞阻其向外國貸款，而且可固持其海關權利，只是在韓的中國商人，斷難湊此鉅款。聽說出使經費存在上海的甚多，擬乞商議總署下令撥十萬兩貸給韓國，利息訂低一些，假託在韓中國商會之名與韓海關妥訂合同，按月由稅務司於所徵稅金內分劃本息解送上海，並由凱與閔種默等監訂印押，必不致鉅款虛擲，尤可堅固馭屬的權利體制。52
袁之建議兩天後即獲清廷批准，且利息低至六厘(日本銀行利息此時為二分半)。袁即與閔種默商定此貸款按八十個月期由韓海關收入中扣還，&ldo;此後不許再以關稅劃抵他國債務。&rdo;朝鮮政府內對此項貸款有爭議，閔商鎬、葛累好士等反對，認為&ldo;由海關劃歸，必受鉗制&rdo;;閔種默、鄭秉夏等支援;國王則遲疑不決，但終於抵擋不住債務的壓力和低息的誘惑，同意以鄭秉夏(時任轉運漕米御史，為國王親信，亦為袁在宮中的眼線之一，所欠德國的債務即為漕運船腳費用)名義告貸，與袁世凱代為選擇的在韓華商同順泰號於8月20日簽訂貸款合同，清廷於次日批准由上海江海關以庫平銀十萬兩支付，9月8日交付，解了朝鮮的燃眉之急。德債剛清，所欠日、美債務利息又屆到期，韓王遂又派鄭秉夏找袁商貸。袁認為&ldo;貸的愈多中國權利愈增。前次貸款，只由仁川稅司扣償，倘若再貸，擬商由釜山稅司分扣，如此則海關權利(的控制)又進一步&rdo;，建議總署允貸。清廷自然批准，遂於11月再貸給朝鮮十萬元。由於袁世凱在朝鮮外債到期，窘急無計之際，乾脆利落地辦了這兩筆低息貸款，解了王室的燃眉之急，袁與朝王室十分緊張的關係大大緩和，他在電報中頗為自信地告訴李鴻章，國王在年底會晤他時，&ldo;情意甚為殷切，囑付凱遇事指教，務期中、朝沒有一點芥蒂，現在深知凱待韓國甚厚，以往各事請毋介意……。近來自從貸款二十萬，韓國君臣感激欣悅，凱乘機聯絡開導，與權貴閔泳駿、泳達、鄭秉夏等均關係友善。駿等屢屢勸諫王妃，誠心事奉中國，信待凱以自保。國王、王妃都漸漸感悟。倘若能夠長久持有此種見解，東方事務可望逐漸理順53&rdo;。清韓關係似又進入了柳暗花明的階段。
然而此時，蟄伏了近十年的日本自覺力量已足以戰勝中國，又蠢蠢欲動起來。此時袁世凱在朝鮮的主要任務，不光是阻遏王室的自主傾向，還要幫助朝鮮應付日本的挑釁和威逼。先是，1893年初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鮮，大石是個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赴任伊始即口出狂言，&ldo;其論韓事有二法，駐該國俄使則結以恩，華使則畏以威&rdo;;到任後則宣稱&ldo;連合各國扶持韓國自主，永不受中國凌侮，中國所派遣的海關官員可以驅逐，出使五國的使節可以派遣&rdo;，擺出一副與袁作對的架勢。袁何許人也，自然不吃這套，電告李鴻章：&ldo;前年韋貝、德尼等謀使韓國自主，迄無寸功。倭強大不如俄國，大石陰險狡猾不及韋貝等人，各國亦未必聽其連合，庸人自擾，似乎沒什麼了不起54&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