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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ldo;湖南按察使&rdo;徐有榘，於1834年編輯了一部《種薯譜》，曾徵引1765年某朝鮮大員派人赴日本引進甘薯時所作的一首詩。前兩句是：&ldo;萬曆番茄(即甘薯)始入閩，如今天下少飢人。&rdo;這首詩雖稍有誇張，但最能說明甘薯曾經發揮的歷史作用。這也是我們今天探討甘薯種植問題的意義所在吧。
霍韜之惑明初耕地面積之謎
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資料，它在封建社會意義尤其重大。明朝初年，經過連年的戰亂，國內民生凋敞，&ldo;多無人之地&rdo;，明太祖朱元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採取了多種措施恢復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使得國內耕地面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圍繞著明初全國耕地面積到底有多少這一問題，學術界卻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議，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明朝嘉靖年間，當時的禮部尚書霍韜奉命修會典，他在查閱歷代耕地面積時發現，從洪武二十六年到弘治十五年，全國的耕地面積從八百五十萬六千七百二十三頃減少到了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對此，他產生了疑問，但最終他只能把它歸結為地方豪強的欺隱及典籍記載的錯漏。那麼，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呢？這裡面到底是哪個數字存在問題呢？
霍韜所見關於明朝初年耕地面積的記載，見於弘治年間修撰、正德年間刊行的《大明會典》，該會典記載，洪武年間全國的耕地面積為近八百五十萬頃。但是，他卻沒有注意到另外一份冊籍即《明實錄》中關於明朝初年土地耕地面積的記載，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明朝初年，全國的耕地面積大致在四百萬頃左右，而洪武二十四年的土地面積為三百八十餘萬頃。因此，因此，同樣是關於明朝初年的耕地面積，卻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兩種記載，數量懸殊極大，這就給史學家瞭解當時的真相設定了障礙，也引發了爭論。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出現了若干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早在1921年，日本的清水泰次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觀點。他認為之所以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明實錄》中記載的洪武二十四年三百八十餘萬頃的土地僅僅指的是田、地面積，而《大明會典》等書記載的八百五十萬頃的面積則包括了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的面積。
不過此後，同樣是日本學者的藤井宏先生經過查閱大量的方誌，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指出，事實上《明實錄》記載的耕地面積同樣包括田、地、山、盪等四類土地在內，因此僅以是否包括山、盪土地面積來解釋兩種不同的記載是不能成立的。透過研究，他認為事實上《明實錄》和《大明會典》記載的耕地性質是不同的。前者記載的是當時徵收田賦的實際耕地數量，而後者則是包括的待開墾的可耕地。當然後者的記載也存在訛誤，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的湖廣布政司項下二百二十餘萬頃的耕地面積是不確切的，事實應為二十二萬餘頃；而河南布政司的實際耕地面積是四十餘萬頃，但由於多寫了一個&ldo;一&rdo;字，使得其面積多增了一百萬頃。因此其總面積應該減去三百餘萬頃。
我國著名學者梁方仲先生在其名著《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一書中也給出了他的解釋。他認為，之所以存在兩種不同的記載，是因為各地畝法換算不同而導致的。他指出近四百萬頃的數字來源於有的地方按大畝計算，而八百萬頃的數字則是在把大畝折算成小畝時出現的。
明史研究專家吳晗先生則認為，無論是《明實錄》記載的三百八十餘萬頃，還是《大明會典》記載的八百五十餘萬頃，都是可信的。原因在於前者是洪武二十四年的記載，而後者則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記載，其間由於明王朝採取了種種恢復生產的措施，使得當時全國土地得到了丈量，同時荒地墾闢也取得很大成效，因此全國耕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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