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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現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主義的……
來到臺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他要證成打倒的物件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這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20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作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復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夠配合“*抗俄使命”，胡適響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從大脈絡來說，胡適對蔣介石，實在不盡滿意；只是，在時代的變局裡，跟隨蔣卻是“無可奈何”的抉擇。*軍隊渡過長江時，胡適公開表示對政府予以“道義力量來支援”；到了臺灣之後，胡適也儘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裡不一”。比如，胡適於1952年9月15日致函蔣介石，主張“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和“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等意見，並舉土耳其為例，請蔣參考。蔣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記裡說，這是胡適的“書生之見，不知彼此環境與現狀完全不同也。中國學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國無成也”。同年底，胡適來臺，12月13日早上10點，與蔣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樓見面，兩人又有一番“抬槓”，見諸蔣介石日記：
……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餘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陣線勝利，而我在*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
所以，蔣介石批評說：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均見：《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1卷）
蔣介石“歡迎”胡適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將之視為“書生之見”，批評胡適“書生之思想言行”，極盡輕侮蔑視。然而，在胡適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卻又受到蔣介石、陳誠，乃至於已位居權力核心的北大門生的崇隆歡慶。蔣介石玩弄胡適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
胡適與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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