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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不想聽你哭呀。”她又哭了好幾分鐘，才吐出一句話：“我想死你們了！你把我忘了，忘……”
和你一起笑過的人，你會忘記。可是，和你一起哭過的人，你絕對不會忘記。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我從北京回到了興海。一下火車，我彷彿從赤道來到了北冰洋或南極州，全身溫度從攝氏四十八度驟然下降至零下三十七度——這裡似乎依然死水無瀾，似乎與兩週前毫無二樣。推想學校也不會有變化，肯定依然是“黑雲壓城”、“白色恐怖”。頓時有一種緊迫感覺在我胸膛裡鼓脹，心中十分焦躁。我馬不停蹄立即爬上開往學校方向的汽車。一路上蕭條冷落，全然沒有一點兒火熱鬥爭的景象。猛然間我想起昨天陳鋼的話，真讓他給不幸言中了。同時，前段被“監護”的情景也紛至沓來。頓時人性中的懦弱、膽怯一齊襲上身來：憑我一個人，一張嘴怎能對付幾千人、幾千張嘴？我此刻回學校不是讓人們吞吃掉，也得被吐沫星子淹死。退卻嗎？這無疑太丟人。衝上去，能堵住槍眼還是能炸掉堡壘？但選擇前者豈不如同逃兵？怎麼辦？突然頭腦中靈光一現：“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當然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我得講點策略，不能蠻幹。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我中途心安理得地下了汽車。我想先了解一下學校的情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找誰呢？林書梅！我打電話找她，還好，居然找到了。
傍晚林書梅來到我家。她說學校基本上還是老樣子，只是在前幾天把軟禁的“危險分子”給解放了，包括她本人。昨天頒佈的《十六條》在群眾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但是，群眾還是怕，怕像五七年反右派似的，先讓你“放”，然後再“收”。到頭來吃虧的還是敢講話、敢站出來的人。所以大多數人是看法歸看法，觀點歸觀點，行動歸行動。所以，想把群眾發動起來不是那麼容易的。可是，不容易也得幹呀，革命嘛！而且是馬上就得幹，不然怎麼保衛毛主席？我倆決定立即把我從北京抄來的中央首長講話、毛主席的大字報和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公諸於眾，以製造輿論、號召爭取群眾，同時暗地裡串聯革命群眾。林書梅負責校內，我負責校外她認為我暫時不宜在學校露面，以免惹麻煩）。
說幹就幹，我到街道居委會，找到居委會主任孫大媽，借用紙和筆。孫大媽二話沒說，傾囊而出。前些時，她求我幫寫批判“三家村”大字報時，我也是二話不說，連夜寫好貼出，使她這個居委會在全區露了臉。直到深夜十一點半，大字報才寫好。在落款問題上我們又費了一些腦筋：以我們二人的名義，力量太單薄，而且很多思想保守的群眾視我們為“妖魔鬼怪”、“洪水猛獸”，不會相信我們；以一個組織的名義比較好。取什麼名稱？戰鬥隊太小了，不足以壯聲勢。你看人家北京叫“司令部”呢？我們也別太大了，就叫“兵團”吧。對！“紅衛兵團”，含著紅衛兵的意思。從此興海區科大學有了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團”。
午夜一點，我和林書梅步行回學校（這時刻已無公共汽車，當時又沒有計程車）。我們以急行軍的速度走了一個小時才到學校。整個校園都在沉睡著。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大字報貼到主樓外牆最顯眼的地方。
整整一面牆！好不壯觀！明天，不是今天，是幾個小時之後，它將起到怎樣的作用？原子彈？那倒未必，至少相當於一枚重型，不，一枚巨型炸彈，足以令“走資派”和“保皇派”們惶惶不可終日，足以驚醒尚未覺悟起來的群眾，從此開創一個革命的新局面……望著自己的“輝煌的”“戰鬥成果”，我不由胸中起伏，心潮澎湃。回首看看林書梅，她雙目含著晶瑩的淚花。我們倆握緊了手，彼此都能覺出對方心中那份使命感、神聖感和自豪與驕傲。
當時我想這種感受應該是過去革命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在完成了一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