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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聯軍總司令”，並宣佈“與國民黨結合為一，實行孫中山先生三*義，並接受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一二兩次宣言及議決案。” 進行了“五原誓師”。五原誓師，使國民軍“大旗”再樹，被各方擊潰之國民軍舊部，在總司令的號召下，紛紛歸附。原投晉的韓、石、陳三師人馬，不久亦離閻而去，“到五原和馮玉祥會師去了”。“這三師人歸附晉軍以後，補發了欠餉，換髮了服裝，還補充了彈藥，現在突然開拔，閻錫山非常驚異。”事已至此，閻錫山並未追究，而是做了順水人情，藉機緩和與馮玉祥的敵對關係。隨即“給馮玉祥拍了一個電報，大意是：你的隊伍經我代管了幾個月，現在你既回國，他們自應仍由你指揮”。 後當馮玉祥透過商震向閻錫山表示“望合作救國實行三*義”。他隨即亦透過商震以“合作救國，實為素願。我意三*義由晉先行。餘與中山先生本有成約，惜其去世，故而中止。應俟此次戰爭告一結束，使晉對得起國人，然後彼此整理，以待其變事必有成。似此辦理，有利於國，有利於己” 作復。並於其後的10月9、10兩日，連電商震，就韓復榘援陝及馮軍東進指出，“陝事吳、張迭電委晉處理，遂擬令向方（韓復榘字——作者）援陝，即以三省託向方，此舉故為成全向方，亦為煥章謀也。希相機進行。至煥章東來，殊非其時，應切實忠告。如不見納，我決不願再與煥章失和，只好撤兵晉疆耳”。“馮此等舉動，必遭奉擊，可告以彼如欲佔歸綏，我可讓之，晉軍即撤回晉境”。 明確表示了願與馮玉祥修好之態度。
這樣，晉軍與國民軍的兩位總司令，隨著時局的變化，又在“實行三*義”的“共識”下，準備再度“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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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經濟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1）
“六政三事”，是閻錫山“用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用民政治”在農業經濟建設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具體體現，即所謂“民財”者也。
“六政三事”，始於“六政”，即水利、種樹、蠶桑、禁菸、剪髮、天足。後增“三事”，即種棉、造林、畜牧。兩者合一，統稱“六政三事”。
作為“用民”的主要內容，閻錫山推行“六政”，開始於1917年。是年，他“邀約紳耆寅僚，*研究，質以六事，僉為簡要可行”，故擬定“興利除弊施政大要”，頒行“六政”。
1917年9月3日，閻錫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兼任山西省長。10月1日，即宣佈將以前設立的考核禁菸成績處改組歸併，成立“六政考核處”，發表“六政宣言”，開始施行“六政”。
為什麼要推行“六政”？推行“六政”的目的何在？閻錫山在親擬之“六政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釋：
晉民貧苦極矣！貧苦之源，起於生者寡而食者眾。曷言之？蓋晉民所恃以謀生者，農業而外，向重商業，非但跡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數有二十萬之多，歲入在二千萬以上，此不僅匯兌一業，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於庚子之亂，再毀於辛亥之役，商人失業，而致歲入歸於烏有，向之富者已貧，向之貧者亦困，以故正貨短少，金融閉塞。觀近年來各鎮市之週轉，現金日益缺乏，紙幣日益加多，可謂入不敷出之明證。社會經濟，既少來源；國家財政，自行竭蹶；若不為民生籌補救之策，將見公私日益交困，賦稅亦難有起色。故欲整頓晉省之財政，當先籌補晉民之生計；而籌補生計之法，不外別闢生利之途，以彌此向來商業之損失，使失業之人日少，遊惰之風漸去，此乃根本之計也。比年以來，海內多故，喪亂迭經，地方有司，僅能以維持現狀為盡職，而於保育政策，國民經濟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視為無關，或明知其要而姑從緩議，馴至共和已將六年，民力毫無進步，此故人民不知競存之咎，抑說官斯土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