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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就可能“光榮”了。我這個“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也不由不迷惑，不由不懈怠了。用句好聽的當時流行的話叫做“厭戰情緒”。因而偌大的學校上萬人的單位，只剩下少數“鐵桿分子”和“敢死隊”。大多數同學（無論哪一派的）都遊離於“運動”之外。他們有些乾脆自己給自己放假——長期在家休養，有些談情說愛、結婚、生小孩，以至我們學生的集體戶口上添了新成員——我們的下一代在這裡落戶了；有些雖留在學生宿舍，每天百無聊賴，女生織毛衣（其實也不是織什麼“毛衣”，當時毛線綿線都買不到，她們把用棉線織的童帽、手套，乃至鞋帶都拆成線進行再加工），男生則抽菸、聊天、睡大覺：我們醫大算是得天獨厚——有自己的附屬醫院——少數學生偷偷溜進病房去鑽研業務……“浩劫”時期，自紅衛兵誕生直至工人階級佔領上層建築個個領域之前那段日子，真是最具“民/主”精神的“革命”。《十六條》之第四章這樣寫著：“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無產階級*，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因而沒誰能管束得了群眾，他們要怎樣幹全在他們自己的心情。
十六 寒熱往來 虛實莫辯墜迷津（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之後，學校成了對立派武鬥據點，我們這一派的同學不能回去了。所以我們兵團大批戰士離校，留下堅持“革命”者屈指可數。做為敗軍之將，我的萬丈雄心一下子灰退到了極點。但是，我不能走：一、我若走了，我們組織就等於自消自滅了；二、我是醫大校園、興海灣的“名人”，這個臉我丟不起；三、我無家可歸——與父親決裂後我再沒回過家；四、最重要的是我向毛主席發過誓，我不能違背誓言。我苦悶、憂慮、迷惘。可這一切又向誰去討教、去傾訴？但是無論如何，“革命”必須堅持下去。於是，我們在醫大附屬醫院那邊的學生宿舍裡收拾兩間空房子（這時學生絕大部分回家了，宿舍裡空房子多得是），在門口貼了一張用紅紙寫的《八。一八兵團司令部》幾個大字，就算重新安營紮寨了。我每天坐在屋子裡看看報紙，聽聽“聯絡員”報告的資訊和市總部的電話而已。實際上我是無所事事！實際上我是在蹉跎大好青春！
這時，學校內的運動完全處於停滯狀態（全國各地各單位大致如斯）。校園裡連一張大字報都沒有，一次批判會也不開。這搞的是哪門子“運動”呢？社會上的“運動”除了武鬥就是打“派仗”。偶爾各派的市一級聯合指揮部，組織召開個批鬥高階中樞司令部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大會，那不過是藉以證明自己的鬥爭大方向始終沒有錯而已。再就是時不時召開個“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慶祝大會”，宣讀“最新指示”，呼幾句口號。這時的所謂全市性*也不過千八百人的規模，很多組織的大旗之下只不過十多個人、幾十個人而已，並且會場秩序紊亂、中途退場者頗多。過去那種萬人、幾萬人、幾十萬人、百萬人的群情激昂、秩序井然的聲勢浩大的*、*之壯觀場面已不復再現。我們兵團每到全市性*的時刻是很尷尬的，因為現在我的“司令部”裡只有六七個人，這幾乎是全部在校的戰士，傾巢出動還不夠“一小撮”！我只好把這幾個人全派出去，分頭去找尋通知家住本市的我派學生去赴會，以打出我們的“戰旗”，以證明我們的隊伍的存在。
一九六七年末開始，一些地區的兩派陸續坐下來談判或已經聯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黑龍江的“悍聯總”和“炮轟派”這兩個在全國都出了名的冤家對頭達成了《聯合協議》；一九六八年一月瀋陽三派達成《制止武鬥十條規定》、長春兩派四組織也達成了《聯合協議》。至此時，中央的態度已全然明確：兩派也好，三派也罷，各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沒有了過去的“保皇派”與“造反派”或“保守派”與“革命派”之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