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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爭權奪力 同室操戈今勝者（四）
然而，奪權不是輕而易舉的。上海的奪權也非一帆風順。上海一些群眾組織不甘於“工總司”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援下獨掌大權，因此，從一月六日“打倒市委大會”至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一個月裡，這些組織發動過四次全市性的奪權。上海市“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紅革會）於一月二十八日開展了“炮打張春橋”的活動。中央*小組於一月二十九日給“上海紅革會”發去特急電報，說：“紅革會某些負責人，最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這是完全錯誤的。”於是“紅革會”遭到了殘酷鎖壓。打垮了那些不聽話的反對派組織後，於二月五日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才算完成了奪權。
為了全國全面奪權順利實現，毛主席批准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黨中央、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在無產階級*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規定》要求公安機關“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正常進行”；“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一月二十三日，根據毛主席的批示，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小組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說：“在這次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援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求軍隊“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援他們”。以後毛主席又給軍隊增加了“軍訓”、“軍管”、“支工”、“支農”的任務。這即是當時統稱的“三支兩軍”工作。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帶動下，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公開支援下，全國各地的“造反派”聞風而動，奪權之風迅及全國。
首先行動起來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委負責人之一劉格平組織起“山西省造反總指揮部”。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發出第一號通告，宣佈“自即日起接山西省委對*的一切領導權”。
其次是山東省。原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與康生之子張子石，於一月二十二日奪了青島市的黨政大權，然後率眾到濟南，在山東地區駐軍的支援下，奪了*山東省委和省人委的權，並於二月三日建立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三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社論說：“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地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活動。”所謂革命的“三結合”即：“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是奪權鬥爭的基礎”；“革命領導幹部，對於奪權鬥爭的勝利起重大作用”；“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強大的靠山”。
從此，“三結合”就成為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一條最基本的經驗。後來毛主席又說“三結合”要以幹部為主，老、中、青要以老為主。因而各地各級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交椅——革命委員會主任，一律是原來相當級別的“老幹部”。在這種形勢下，廣大領導幹部，不論被“打倒”的，“靠邊站”的，還是躺進療養院的，紛紛寫大字報表態——“亮相”，而其中絕大多數是亮在了“造反派”一邊。以感情而論，他們是親近“保皇派”的——畢竟他們是自己的嫡系，也實實在在為自己拼搏得很苦。但是他們大多數人的抉擇完全是理智的，不論其是迫於形勢，抑或是處於自己的覺悟。當年姚文元給毛主席的報告中說：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和黨員站在造反派一邊。這個數字不見得很準確，但至少可以說明當時大多數人認為造反是正確的。
再次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