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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生下了書中主人公之一段譽。而那個叫化子原來是前朝被弒國君的皇太子段延慶，他在重傷之際得此奇遇，精神大振，後來成為天下第一大惡人，使段譽吃盡了苦頭。而段譽又與段正淳情人的幾個女兒分別產生情愫，迴環糾纏，最後段正淳和刀白鳳以及他的幾個情人同時慘死，剩下段譽與段延慶父子相對……這一切可以說都起因於段正淳對於身為少數民族的王妃刀白鳳的極端不尊重。陳墨先生論道：“段譽既是他父親的情孽的受害者，同時又是段延慶奪權的物件之一，還是乃父的情人的復仇的物件。”（《新武俠二十家》p111）若從民族關係的角度說，段譽的痛苦災難也是民族沙文主義不經意所造成的惡果。不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個體命運著眼，金庸小說都在批判以強凌弱的同時，昭示出民族平等的極為重要。 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建立大一統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中國進入了幾千年來民族政策最先進的時期。中國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針，對少數民族充分照顧、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學上，對漢族文化本身卻缺少批判，把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都歸罪於以往的統治者。實際上給人這樣一種觀念：即少數民族自願地團結在漢族周圍，共同建立起偉大的中華文化。這裡忽略了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忽略了漢族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的文化壓抑。實際上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漢族中心主義色彩。在50~70年代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學中，少數民族被簡單地描寫成善良勇敢、聰明美麗、能歌善舞的一種卡通式形象，成為反襯漢族文化先進的鏡子。金庸小說相比之下，境界顯然更高一籌。  
金庸與國民文學（3）
三 國民性批判 金庸小說貫穿著一條國民性批判的思想線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小說，自覺擔負了重建國民精神的任務，客觀上與新文學遙相呼應。 在金庸的作品中，與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相輔相成的是，他不斷解剖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各種弊端，特別是對以知識分子氣為代表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些批判有時是與對漢族文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要的群體形象是陳家洛所領導的紅花會。紅花會志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只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燻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面上瀟灑大度，內心裡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開啟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