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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善
意出發，其實無此必要。
抗戰時期，他已入川，上海卻出版了好幾種黃色下流的小說，偽託他的名字，
他恨得不得了。這幾種小說，氾濫在淪陷區，華北、東北，都非常流行。抗戰勝利
後，他回到北京，預備追究，而書已絕版，找不著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現在，
這些小說已經很難找到。倘若有人能給編一張“偽書目”，也是很有意義的事。
他正式從事著作小說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報》寫《春明外史》起。那時，
他編一個副刊，一天寫幾百字小說，兼寫雜文，還很從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報》
出版，他編兩個副刊，一天寫兩篇小說，雜文照寫，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
乎。後來，又兼給《益世報》、《晨報》寫小說，應該很忙了，朋友們卻看不出，
只覺得他好像還是優遊自在。一直到後來，他同時編副刊、寫幾篇小說，他嘴裡從
沒有吐出一個“忙”字。他規定了每天上午是寫作時間，這是雷打不動的。如果約
稿太多，或者別有要事耽擱了，上午寫不完，下午準得再寫，非得完成事先訂的計
劃不可。他有堅強的毅力，嚴格的有紀律的生活，數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恐怕
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吧！
最初寫小說，他是不用提綱的。腦子好像一臺計算機，人物故事都儲存在裡面，
用到時就取出來，非常之現成。也不用複寫紙，一支毛筆就是他的紡織器，每天織
出許多五顏六色好看的彩網。後來，約稿多了，經常一天同時在報刊上連載六七篇
小說，混淆纏夾了怎麼辦？平日不用提綱的，這時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這一
部小說中的人物錯到那一部，不至把這個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個人的身上。有幾部
小說，事先言明，一稿兩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區的報刊上，這就有必要複寫，於
是改用了鉛筆。案頭常常放著四五支削好的、半長的鉛筆頭。磨磨筆尖，削兩下軟
木，既是休息，也是娛樂，而歸結於構思。
他每天的寫作的能量總在五千字左右。在各報上連載的作品，合計也不超過這
個數字，所以他能應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寫那麼多篇，頭緒紛繁，縱有提
綱，也難免錯亂，何以他能井井有條呢？其實，他每天只是寫一篇，而不是同時寫
那麼多篇。今天這一篇，明天那一篇，輪流著寫，週而復始。他的安排，有時也有
改變，但基本上寫作數字是不變的。
他的寫作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香港有個刊物，說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
寫小說；有時電話來催，他就在牌桌上寫。這是沒有的事。他對打牌根本無興趣，
既不會打，朋友也不帶他打。說起來，他小說中所描寫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
沒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連在一起，簡直是笑話。
他所寫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寫時，他就不辭勞苦地
深入到生活中去。寫《啼笑因緣》，背景是天橋，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裡，沈鳳
喜、關秀站以及沈三絃、關壽峰，就是從那裡體驗出來的。寫關氏父女，原本不在
計劃之內，是報紙主編人提出的要求：“加點‘噱頭’吧，上海讀者喜歡武俠的。”
他豈肯向壁虛造說什麼“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
和我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