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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使命的聖潔講臺，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的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從北大到柏林（1）
陳寅恪所薦舉的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漸乃大清開國之後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後晉升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後，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歷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於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
傅以漸這位後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聖人之後兩千年來又一位“傅聖人”。只是這位現代“聖人”與古代那位夫子不同的是，傅斯年生得肥頭大耳，身材魁梧，雖不是梁山泊那一幫聚眾鬧事者的後代，但卻具有梁山好漢的相貌與血性，心高氣傲，目空一切，接人待物具有泰山壓頂般的磅礴氣勢。此人在產生小說《水滸》人物的地理環境中，經歷了十餘年家塾與官學修煉，於1913年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藉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11】1918年春夏之交，傅氏在進入北大第五個年頭的歷史性轉折時刻，與同學好友羅家倫等人一道，以陳獨秀、胡適等教授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做《新潮》的刊物，學著《新青年》的樣子開始鼓吹新思想與新文學。這一做法在得到許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輕人與“憤青”們歡呼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不少傳統儒生的反對與抵制。當時的北大學生，後來曾在史學界翻雲覆雨的顧頡剛曾說過，傅斯年們搞的那一套把戲，“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透過這個刊物把北大文學院的國粹派罵倒”。【12】這是顧氏與傅斯年大動干戈，徹底決裂之後的一家之言，未免有意氣用事的味道。按傅斯年與同僚們當時的理想與做派，不只是把“國粹派”罵倒了事，其中還夾雜著一種更具社會革命意義的構想——那就是“用手段高強的文學包括著‘人’的思想，促動大家對於人生的自覺心，是我們的使命”。“未來的真正*，還須藉著革命的力量造成。”同時，“真正的*靠著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夾在新文學裡”等理想主義與具體的實踐活動。【13】當時所謂的“國粹派”或“國故派”，指的是北大國學教授劉師培、黃侃（字季剛）、辜鴻銘等名重一時的國學大師。這一派系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相左。當時年輕的陳獨秀、胡適之輩，正以《新青年》為陣地不斷髮表其政治文化主張，大張旗鼓地煽動全國大小知識分子與芸芸眾生，放棄古文而改用白話文寫作，欲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狂風暴雨式的新文學革命。
這個時候與胡氏同住在北京城內衚衕的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也雙雙加入到這一倒孔反封的陣營中來，參與《新青年》編務，併成為這一陣營中衝鋒陷陣的驍將。1918年5月，周豫才以魯迅的筆名，在《新青年》發表了第一篇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出了“鐵屋子的吶喊”。此後三年間，魯迅陸續在《新青年》發表小說、白話詩、雜文、譯文等五十餘篇，與胡適等人結成了同一戰線的盟友，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亂棍飛擊，發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