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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6】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復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美結伴赴心嚮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進入哲學系就讀。陳寅恪師從路得施（）教授主修梵文、巴利文，時年32歲。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但有相當一部分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晉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想到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已由美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歷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究科學地理，旋又愛上希臘文，後竟把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改譯一遍；而傅斯年學過實驗心理學、數學、理化學，聞聽柏林大學近代物理學、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顯赫一時，又到此處聽相對論、比較語言學，偶爾書包裡還夾厚厚一部地質學著作。”【7】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歐洲行旅（3）

羅家倫所說的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國倫敦大學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的。如果說當年由山東官費放洋是他人生命運的一個轉折點，那麼，自英轉德則決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方向。而使他作出這一重大人生抉擇的關鍵人物就是陳寅恪。

傅斯年在歐洲求學七載，回國時只留下幾本筆記，其餘一概丟棄，致使後來的研究者很難掌握他在那七年間思想與學術歷程的演進與變化。幸而傅氏有幾封與朋友的通訊和幾篇報章文字保留下來，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點線索，從而觸控到他在那個特定時期的思想脈動。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學時就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為了解除自己久積於心的無數困惑與探求真理的慾望而出國的。當他得知自己獲取官費放洋的訊息後，于山東聊城老家給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說道：“我向來胸中的問題多，答案少，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來，更蘊積和激出了許多問題。最近四五個月中，胸中的問題更大大加多，同時以前的一切囫圇吞棗答案一齊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學的飢，飢得要死，恨不得在這一秒鐘內，飛出中國去。”【8】字裡行間，除了透出傅氏直來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遠大的人生志向已有顯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別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仁，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達上海後，傅斯年與一同赴歐的同窗俞平伯等暫居新群旅館，籌辦登船事宜。正在蘇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顧頡剛專程前來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離開上海吳淞碼頭，向浩瀚的印度洋駛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湧動，提筆給新潮社諸友寫了一篇路途觀感，敘述了離京的經過和對上海的印象，文中說：

在上海住的時間很短暫，沒得什麼益處。但見四馬路一帶的“野雞”，不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