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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成為好友的。後來毛子水進入柏林大學就讀，傅向這位北大同窗介紹情況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又據毛子水在臺灣時回憶說：“後來我的認識這兩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紹的。……平日得益於這班直、諒、多聞的朋友不少。趙元任夫婦遊柏林時，寅恪也還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維、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學問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國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樂！”【15】

陳寅恪與傅斯年在柏林大學的重逢，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了傅斯年的治學追求，並最終使傅的興趣轉到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這一學術領域。可惜的是，陳、傅二人在這一時期留下的資料非常稀少，為他們作年譜或傳記的作者，在記述二人交往史事時，往往一筆帶過，從而為後世留下了一堆糾纏不清的謎團。

畢竟龍行有影，虎行有風，透過二人留下的點滴資料與他人的回憶，陳、傅在柏林的留學思想、生活與學術追求，還是給後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線索。

據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森透過傅斯年藏書分析，儘管當時的柏林大學物理學與語言文字方面的比較考據學均名冠一時，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時主要興趣是物理學，尤其是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時對自然科學方面的其他門類仍保持濃厚的興趣，對各種書籍也廣泛涉獵。有一天，羅家倫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約定到柏林康德街24號中國餐館吃晚飯，傅斯年來時，夾了一個很大的書包，眾人不知其為何物，待翻出來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冊的地質學方面的書。向來不善言辭，更不愛開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這部書是‘博而寡約’，傅孟真讀它是‘勞而無功’！”一句話說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6】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國學子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期間相互往來，訪談遊玩，時而講文論學，時而高談國是。陳寅恪常與幾個朋友下午相約去某同學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館把酒清談，酒酣耳熱時分，群露激昂之狀。俞大維因其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做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儘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裡，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柏林日夜（2）

當此之時，與傅斯年友善的德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心中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因了這些雄心壯志的誘惑，在德國及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顯著神通。抗戰時期，就教於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則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谷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於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遂惱羞成怒，放下面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闆娘的房間。多虧老闆娘此時正在外面張羅客人的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上，並用肩膀拼命抵住，任憑外面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後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做了共產黨，其實我那天什麼也沒有講，只聽他們辯論。”【17】

此段逸聞，陳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時，當做一個笑話偶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