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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中國並不缺乏國家有機知識分子，執政黨也不乏黨的有機知識分子，但官僚或者官僚學者所做的只是代表區域性利益，而非國家的整體利益。毛澤東曾經說過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現在，實踐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官員的思想並沒有跟上變化。官僚對意識的壟斷和控制只能導致一些思想意識的激進化，而改革的共識可能只有透過理性的爭論才能明瞭。
其次是利益上的開放性。這裡主要指經濟利益，經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處於壟斷狀態。鄧小平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壟斷了利益，並且利用其利益優勢和政治力量結合起來，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那麼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不能達成。現實的中國就是這種情形。可怕的並不是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出現了貧富分化，而是貧富分化的結構化和制度化。一旦貧富分化結構化，那麼就很難有機會實現社會公平。&ldo;先富&rdo;和&ldo;共同富裕&rdo;之間並沒有任何邏輯關聯，只有利益具有開放性，共同富裕才會有可能。十七大提出建設&ldo;全面小康社會&rdo;，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打破現存經濟利益壟斷的局面。
同樣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開放性。這裡主要涉及政治參與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政治參與主要有兩層含義，即黨內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簡單地說，因為執政黨現在是個利益代表政黨，社會利益的多元性使得黨內的政治參與成為必要。政治開放性更為本質性的表現就是社會（包括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對政權的參與。在現有的參政機構上，例如人大和政協系統，尤其要注意那些組織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許組織起來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參與。除了社會對政治的參與，政治的開放性也表現為要分權給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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