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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中國政治的一個歷史轉折點。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時代領導人個人專制的教訓，開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黨內，尤其是領導體制。鄧小平最主要的歷史功績是建立了各級領導人的退休制度，廢除了領導人職務終身制。到今天，中國有兩種制度已經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稱道，即任期制和年齡限制。任期制從本質上說結束了領導幹部終身制，而年齡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輕幹部有機會進入領導崗位。這些制度使得中國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這也是中國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過，鄧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儘管領導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來了，但還沒有確立政治退出制度。如果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就確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讓下一代領導人實行全面的改革，那麼就不至於造成日後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訓，真正把權力移交給江澤民這一代新領導層。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時候，也同時取消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國接班人方面的各種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的制度，都是在這個之後開始具有實質性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領導人尤其是一把手儘管正式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沒有正式職位，但還是以各種方式來幹預現任領導各個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從一線退到二線。一些領導人的退休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往往先從政府退到人大，從人大再退到政協。第三，從一個職位到另外一個職位。因為沒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幹部犯了錯誤，但不能退出，因此，就從其犯錯誤的崗位上調開，換到另一個崗位，或者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第四，從顯身到隱身再到顯身。一些領導因為犯錯誤或者其他的原因，下臺之後的一段時期裡隱身起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又顯身出來了。

政治制度的關鍵是政治責任

沒有明確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經給中國政治造成了無窮的缺陷，影響著政治體系的正常運作。至少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沒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縛著年青一代領導人的手腳，妨礙著他們的執政能力。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職位上。一黨長期執政的優勢在於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不至於像多黨制國家那樣，新上來的執政黨可以終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麼樣的政府都會面臨新問題和新挑戰，這就要求新任領導進行政策創新。但中國政策創新和政策執行的能力正在急劇衰退。因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兩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間，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被前任安排好，新領導層沒有多少空間。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前任領導往往&ldo;退而不休&rdo;，時時刻刻都想影響現任領導，這又會嚴重阻礙現任領導的政策創新能力和政策執行能力。今天，中國儘管已經沒有正式的一線、二線之分，但實際上的情形仍然存在著。因此，整個統治機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負面的制約和影響。

其次，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導致了政治責任的不清楚，即誰應當負責的問題。任何政治制度的關鍵就是政治責任問題。實際上，任何組織都會面臨這個問題，領導的代名詞就是責任。中國現在的體制較之從前的個人專制有了很大的進步，現行集體領導體制保證了黨內民主，避免出現個人專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錯誤，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級政府的集體領導有些時候往往演變成集體不負責任。現任領導之間、現任領導和前任領導之間，往往存在著非制度化的、說不清楚的關係。儘管從理論上說，現任領導要負全部責任，但實際上的責任可能在&ldo;退而不休&rdo;的領導。執政黨和政府一直在呼籲行政責任制和政治責任制，但這個制度就是建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