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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全球經濟規模大約每10年就要翻一番，已經由1999年的31萬億美元飆升到2008年的62萬億美元；通貨膨脹則長期保持在令人難以置信的低水平上。經濟增長還外溢到了其他地區。當西方人搬進更加寬敞的住房、購買膝上型電腦和手機的時候，長期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亞洲和拉丁美洲農民也在快速發展的城市裡找到了新的工作，就連非洲人也開始到全球市場上銷售貨物了。在全球各地的每一個角落裡，商品的價格都在下降，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等形式的財富卻在迅猛增長。宏觀經濟指標集中反映了這一盛世景象。2006和2007年無疑是這一黃金時代的高潮。在這兩年期間，全世界有124個國家（大約佔世界國家總數的2/3）的經濟增長率都在4％以上。
那麼，“全球增長時代”的成因又是什麼呢？正如我要在本書中詳細闡述的，它是政治、經濟和技術這三大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從政治上看，前蘇聯的解體催生了一個全球政治相對穩定的時代。冷戰期間，世界上發生了數十起內戰和武裝叛亂，湧現出了許多小股游擊隊組織。這些組織大都得到了前蘇聯的資助，西方國家則針鋒相對地扶植它們的對手。冷戰結束後，由於大國競爭退出歷史舞臺，戰爭的數量大大減少，雖然也爆發過一些戰爭，但它們的規模都很有限。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如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剛果的血腥屠殺事件，以及基地組織在世界各地製造的恐怖主義活動。但總體上看，世界人民共享了和平與穩定，這是幾個世紀以來從沒有的。此外，政治衝突造成的人員死亡數量也持續下降。
從經濟上看，前蘇聯解體以後，市場經濟成為廣泛推行的經濟管理方法，這使世界各國政府對於加入國際經濟體系趨之若鶩。世界貿易組織等新協議和制度則有效地減少了貿易壁壘，日益緊密地將世界聯結為一個整體。就連越南和哥倫比亞政府也已經認識到：置身於這場“全球繁榮競賽”之外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因而採取了明智的政策以減少債務水平和削減扭曲的補貼。它們並沒有受到來自鮑勃·魯賓或漢克·保爾森①等人的壓力，而是親眼看到了這樣做的收益（和不這樣做的代價）。這些改革鼓勵了外國投資，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美國央行行長們正在探索駕馭和緩解商業週期之道，以防止隨時有可能發生的經濟波動，進而葬送就業和儲蓄並釀成動盪和革命。例如，1854~1919年間，美國平均每4年就要發生一次經濟衰退，並且一旦來臨就要持續整整兩年。但在過去的20年間，美國在兩次衰退之間經歷了長達8年的不間斷增長，最終出現的下行趨勢也僅僅持續了8個月。這一超長穩定期的出現得益於他們幾十年來一以貫之地與通貨膨脹作鬥爭。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②的帶動下，央行行長們相繼向通貨膨脹宣戰，努力以笨拙的貨幣政策工具保持商品價格的相對穩定。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了最成功的出口商品。到2007年，全世界只有23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高於10％，遭受惡性通貨膨脹困擾的國家則只有一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世界上最快的賽車（2）
從技術上看，資訊革命加速了單一全球經濟體的興起。通訊成本急劇下降，資訊網路四通八達，一體化程序越來越便利。突然間，內布拉斯加州的體育用品商店可以從中國進貨，然後遠銷到歐洲，並任命班加羅爾③的會計師掌管支票簿。
毋庸置疑，低通貨膨脹、全球增長和突飛猛進的技術進步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功，但是，這些成功也帶來了一個重大的負面效應，那就助長了人們的自命不凡。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商人們密切地關注著各種政治風險—政變、恐怖襲擊和社會動盪—可能給經濟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