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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他後來進行生體測量的實踐以及處理安陽殷墟出土的人頭骨很有裨益。後來，在安陽殷墟挖掘現場，很多年輕的考古人員都是在父親的指導下經歷了整理人骨的訓練，後來著名的考古學家高去尋、尹達、夏鼐等都談過此事。
從人類學到考古
1923年，父親應校長張伯苓聘請，到南開大學教授社會學與人類學。1995年，我去臺灣參加紀念父親誕辰100週年的研討會，見到快90歲的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他提到當年在南開中學讀書時搞英文比賽，還請從美國回來的李濟等人做評委。
李濟：被淡忘的“中國考古學之父”（3）
父親最終與考古結緣，與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有很大關係。父親在美國留學時，有一次翻閱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主辦的《館刊》，扉頁竟是一位中國地質學家的半身照片，這位地質學家就是丁文江。父親回國後，經人介紹，終於見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學者、時任中國地質學會秘書長的丁文江。丁文江對父親也非常賞識，把他推薦給地質學界、古生物學界的一批國內外專家認識。
那年夏天，河南新鄭有老百姓在掘井時挖出了古墓，也就是後來人們俗稱的新鄭李家樓春秋大墓的發現，挖出的周秦時期的銅器運到開封陳列，丁文江獲悉，鼓勵李濟前往考古，併為他湊了200元經費。由於當地土匪作亂，這次新鄭行僅在出土銅器的土坑中找到幾塊人骨，收穫不大。然而，這是父親第一次參加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也為以後取得不少寶貴經驗。
自新鄭之後，考古工作在中國北方一些地方陸續展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考古學家和學術團體聞訊，紛紛趕來“尋寶”。此間，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的漢學家，也組織了一支“中國考古發掘隊”來華。其中有一位名叫畢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專門委員，聽說父親是中國第一位榮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者，即來信邀請父親參加他們的團隊，一同從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對這份邀請，父親當時頗為猶豫，舉棋難定時，他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長他11歲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說：“一個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如果有機會採集第一手的資料，切不可輕易放棄這種機會。”至於如何與外國人共事，丁文江建議“直道而行”，就是有什麼條件儘量事先說清楚。
父親馬上給畢士博回信，提出兩個條件：一個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一個是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不久後畢士博回信說：“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父親於是加入畢士博等人的行列。
也就在這一年，清華籌備成立國學研究院，父親被聘為特約講師，講授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和考古學。“國學研究院”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吳宓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是研究院所請的第一批教授，後來他們被並稱為“四大導師”，能和他們在一起，對29歲的父親來說當然是一種很高的榮譽。而且國學院成立初期也只有他一個講師，據說當時教授的月薪是400大洋，而父親從弗利爾那裡領取300大洋，為了與其他教授相等，他在清華只領100塊大洋。
我後來看到一位老先生寫他那時候的趣事：剛報到時，看到幾位導師很莊重地坐在前排，學生們也分不出誰是誰。後來他看到一位頭戴瓜皮帽、留著辮子、身穿長袍、神情有些委頓的老人，悄悄向旁邊人打聽：“這大概就是李濟先生了吧？”其實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應該是王國維，不過在青年學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父親能到清華，也是丁文江向梁啟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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