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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深刻分析楊佳事件的社會背景，其實事件的發生與國家體制是並無必然聯絡的。但許多人對於這個聯絡的存在的認同，卻得到更多人的認可。或許可以說，這些人都是很偏激的，但他們的認識卻與他們的社會經驗分不開。
這些日子以來，我讀著吳思的書，我發現吳思這個人其實是很有見識的。但他表達見識的方式實在令我憤怒。我常常憤怒的忍不住罵：吳思，你這個歷史癖！你就非得從歷史書籍中去挖掘發現社會規律與官場生態？
如果我是貪官，你問我為什麼坑害欺壓老百姓？我就回答：我為什麼不坑害欺壓老百姓？你問我為什麼要巴結討好上司而不是老百姓？我將同樣回答：我為什麼不巴結討好上司而巴結討好老百姓？
眾所周知，在中國，貪官的前途取決於上司，而不是老百姓。這就說明了為什麼許多欺壓百姓、為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無能無恥的官員竟然得到提升，而一些正直的有能力的官員卻得不到提升的緣故了。
在周老虎事件似乎水落石出的時候，在黑磚窯事件暴光以後，我看到一些官員被免職。我不知道免職是一種什麼樣的玩意。但我知道，那些被免職的傢伙的職務，當初是怎麼得來的。他們被免職的原由是羞辱甚至觸怒了授予他們職務的人們。曾經，他們在利益的驅使下成為授予他們職務的人們的工具。現在，他們在公眾輿論的壓力下成為包括授予他們職務的人們所有的罪惡的全部罪惡的替罪羊。
只有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才是政府行為的真正動力
只有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才是政府行為的真正動力
將民意納入政府利益的一部分，這是一種進步。自古以來，中國的官方是以欺騙與表裡不一的虛偽的方式，以愚民政策來獲取民意的。政府利益是一種利益結構，其實質表現就是官僚集團及其同夥的利益實現。民意作為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蘊涵了統治者的恐懼與長遠的目光。在秦始皇的時候，民意竟然被撂在一邊，所以秦王朝只存在了兩代便被起義當初代表了民意的民間力量的代表們推翻了。
漢王朝的時候，統治者認識到了民意的重要，開始在政治領域推行適合統治的官方文化。儒家被作為官方文化的代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學術地位。而儒家，也成為了自漢朝以來的封建愚民政策的最大幫兇。
自漢朝以來，政治家就開始學會了在陰陽兩界左右逢源。在陰的一面，他們奉行的是以官僚集團利益為主導力量的潛規則；在陽的一面，他們表現與宣稱的是所謂為民父母。
當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環境不復存在的時候，人類也將消失。當某種所謂真理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環境不復存在時，某種所謂真理也將退下歷史舞臺。後來，封建統治終於結束，儒家也告別了其由政治價值所帶來的一貫所居的崇高地位。取代儒家的，是另外的學術。
在大災害來臨的時候，政府為什麼要救災呢？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裡，政府也仍然要這樣去做。他們主要是出於對社會*的恐懼，社會*將要帶來的對於自身地位的極大威脅是他們所恐懼的。至於救災時候的討好民眾、獲取民意的各種表現，那是他們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出於他們願意施捨的善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果然如此？
在免去農業稅的時候，人們開始歌功頌德。但工業反哺農業早就已經成為各國趨勢，這是由經濟規律所決定的。小農經濟的效率低下，是眾所周知的事情，農民更是身有所感。以英國等發達國家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中國的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就業人口，一千萬還綽綽有餘。那麼，多出來的那幾億人，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性質呢？不過是國家的失業人口而已！事實上，農業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