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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現為政權輪替，那麼中國則更多地表現為政策&ldo;輪替&rdo;。儘管中國社會經常抱怨執政黨政策變化緩慢，但較之其他政體，中國的政策變革速度還是相當快的。只不過，在民主國家，人們可以互相推卸責任，而在中國，執政黨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紀，中國實現了數次重大的政策轉型。看不到執政黨的政策動員能力，就很難理解中國這些年來的巨大變化。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的制度不存在問題；相反，中國的制度面臨著很多非常嚴峻的挑戰。想說明的一點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內，所有制度都在面臨挑戰。任何一種制度，如果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就會發生危機。沒有一種制度是終極的，可以終結世界歷史。所有制度都要在變化中求生存和發展。
儘管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但是要認識中國，並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他別的概念和理論來理解中國，用西方或者其他的價值來評判中國。如果這樣，既無助於理解已經發生的變化，更無助於看到所存在問題的本質，要談解決問題更不可能了。這一最簡單不過的道理，卻往往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漠視。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3月19日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議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麼？
人們期待新的領導層產生，往往並不是想看到幾張新的面孔，而是希望新人新政策，給國家帶來新的氣象，給人民帶來新的希望。很多人對十六大新領導層就是這樣希望的。筆者曾經多次提到，十六大確定的基本上只是經濟路線，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政治改革儘管也有所涉及，但只處於一種從屬的地位，即政治要為經濟建設服務。但無論黨的高層是否意願，政治改革還是中共十分需要的，如果中共要與時俱進，就要隨時在政治層面改革制度，否則就會出現生存危機。
那麼，什麼樣的政治改革是有可能的呢？或者說，政治改革能夠改革一些什麼呢？不能說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來就沒有進行過。從80年代到現在，儘管政治制度的總體形式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革，但很多方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誰也不會否認，今天的政治制度和80年代的相比，至少從量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政治改革上，黨的領導層一直在打外圍戰。80年代中期，高層曾經想打一仗改革政治制度的核心戰，即黨政分開，但以失敗告終。從那以後，高層在政治改革方面變得極其保守，從來不敢觸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但同時，改革又不得不進行，於是打外圍戰成了高層的一貫做法。
外圍戰側重於幾個大的方面。首先就是國務院系統的機構改革，它是以國家機構的理性化和提高政府運作效率為目標的。幾乎每一任新總理都會拿國務院系統開刀，經過幾輪的&ldo;手術&rdo;，這方面的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特別是經過朱鎔基1998年的改革之後，無論在精簡機構和人員還是在官僚組織合理化方面，今後再也難有這樣大幅度的改革了。
第二方面就是所謂的技術官僚運動，就是把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並且有良好政績的官員錄用進中共領導層。這個運動是相當成功的，十六大產生的中央委員差不多都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但是，這個運動的侷限性也是很明顯的。年輕和高學歷等因素並不能保證國家政治的進步，尤其不能保證執政黨本身的長治久安。這些新官員比沒有文化的人對黨更忠誠嗎？不見得。他們就會自我剋制腐敗或者少腐敗嗎？更不見得。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員全部具有博士學位，沒有制度上的保障，他們也還是要表現人性惡的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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