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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ldo;志願者&rdo;化有助於改革幹部培養制度。中國所有的黨政幹部都是在體制內培養的，或者說都是在公務員系統培養的。這樣培養出來的都是公務員，而非政治人物。很顯然，要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光靠公務員型別的人才是不夠的。現在很多官員來自共青團系統，但共青團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黨沒有什麼區別。中國要培養政治型官員，就要在官僚系統之外再建立一個體系，就是社會體系。官僚系統與社會脫節、&ldo;政治家族化&rdo;（即民間所說官二代、官三代）等現象的產生和持續必然導致&ldo;政治衰敗&rdo;。培養政治型別的幹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會培養黨和政府的官員。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黨員送到非政府組織和社會群體中去培養、鍛鍊；另一方面，也必須從非建制化的社會群體中吸收黨員，尤其是幹部黨員。如果不能從建制之外錄用黨的幹部，黨必然會因為和社會脫節而衰敗。
這要求執政黨改革選拔人才、任命官員的制度。要改變現在光從（建制）官僚系統中產生官員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會群體中有良好業績的普通黨員選拔上來。從社會中產生的幹部，社會的評估是最重要的。實際上，社會的評價是執政黨合法性基礎的重要來源。只有普通黨員才能和社會建立有機的關聯。透過這些關聯，黨員就能切身體會到社會脈搏、社會現狀和社會的聲音，將其所獲得的資訊反饋到黨內，作為執政黨制定政策的依據。
此外，和社會的關聯也可促使普通黨員在制約黨的幹部和政府官員濫用權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黨的幹部濫用權力、腐敗也是很多普通黨員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內，因為黨員是向其所在的黨組織負責的，黨員即使對黨的幹部不滿，也沒有任何辦法。但如果普通黨員成為黨組織和社會的連線點，就可以把社會壓力帶到黨內，對黨的幹部造成壓力。如果普通黨員能夠起到制約黨的幹部的作用，那麼針對黨政幹部的社會暴力就會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應當說，中國的大多數精英存在於黨內，不過，他們中的大部分處於浪費狀態，要麼無所事事，要麼無所作為。如果能夠把這麼龐大的黨員隊伍建設好，那麼再建和重建執政黨和社會的有機關聯並非難事。不管怎樣，對任何執政黨來說，和社會脫節是最危險的。長期和社會脫節不僅會失去對社會的領導力，而且會失去合法性基礎，最終走向社會的對立面。如果哪一天執政黨在選拔幹部時能夠用&ldo;社會認同&rdo;、&ldo;社會業績&rdo;等概念替代現有的&ldo;黨齡&rdo;、&ldo;行政級別&rdo;等概念，那麼這個黨會成為一個和社會有有機聯絡、能夠長期執政的黨。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0年7月13日
強政府、強社會當是中國社會管理的方向
自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今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研討班上提出&ldo;社會管理&rdo;、&ldo;管理創新&rdo;等新政策概念之後，中國各個省市紛紛成立了社會管理創新領導小組來細化和落實新的政策。在中國，社會管理並不是新生事物。在人們的概念裡，中國的權威主義政權的最大特徵，莫過於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嚴格的管制。但是，把社會管理作為單獨的政策提出來，並把此提高到這樣一個政策高度，至少改革開放以來還屬首次。
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續，也反映出要對以往政策作轉型的一種要求。近年來，隨著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凸現，各級政府把&ldo;維穩&rdo;提高到一個無以復加的高度。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一個龐大的維穩機構，各級政府投入大量的資源、過分依賴暴力機器來維持社會穩定。但很顯然，維穩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