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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後，這個結構才逐漸開放，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除了原來的工人、農民和解放軍之外，首先向知識分子開放，因為這個群體被視為解放生產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隨著非國有經濟的出現及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的增加，這個結構自90年代中期以來迅速向企業家階層開放。結構的開放很明顯反映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委員的組成上。在改革開放前，大多數代表委員來自工人、農民和政府官員，但現在的構成已經非常不同。當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變革，如各種形式的選舉，也是開放性的體現。
新結構須容納不同利益
結構的開放性為執政黨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來調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個社會階層和團體之間的聯絡。這也是中國政治變遷的動力。開放性是政治變遷的總體方向，但開放性也存在著很多問題。因為開放的過程不長，開放的制度性還是很低，各種規則有待於制定和完善。由於開放性背後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開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後利益的影響。再者，正是因為開放往往是背後的利益促成的，結構本身很自然傾向於其背後的利益。比如，這些年新興社會階層就成了這個結構內部的顯性利益，甚至出現利益表達過度的情況，而原來的工人、農民、農民工和其他一些新興的弱勢群體則利益表達不足。正因為如此，這次&ldo;兩會&rdo;期間，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農民和農民工在兩會的界別。這也是客觀政治的需要。
開放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因為每一步開放的背後都是利益之間的較量。這種開放的性質當然和西方政治的開放性有本質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開放性，由於民主和選舉過程的存在，各政黨要取得執政權，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開放，就是說用開放的方式來獲得選民的支援。但在中國，政治結構的開放是由執政黨掌控的，開放的過程是個管理的過程。正因為是個管理的過程，執政者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掌控政治過程對社會各個階層的開放程度。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政治開放過程呈現漸進的特點。但另一方面，這也說明瞭如果要達到良治或者社會的和諧，開放的過程就必須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義和公平性。因為只存在著一個結構，如果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不同的利益，或者說不同的利益在這個結構中沒有公平的表達機會，那麼良治與和諧社會就不可能實現。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3月13日
為什麼說中共要轉變成為一個開放的政治過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那就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大轉型，中國共產黨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續的？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在又管理著可以對世界經濟起到深遠影響的經濟體。提出這個問題的政策轟動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外界各方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主要有幾個。第一，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因為無能應對社會經濟的變革而失去了政權，那麼中共是否會步其後塵呢？第二，中共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這個成功也帶給中共巨大的挑戰。近年來越來越甚的社會群體事件本身就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轉型的產物，但是有跡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會群體事件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困難。第三，在其他很多國家，隨著社會經濟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結構也隨之多元化，主要表現在多黨政治上。各種利益透過不同的政黨或者其他政治組織得以表達，而各政黨之間的競爭有助於達成社會利益的妥協。但中國顯然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並沒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歷史上，經常有現存政黨的消失，也有新政黨的產生。任何政黨如果要求生存與發展，就必須不斷改革自己。中共儘管有些變化，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