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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各方對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進行變相的爭論，並且越來越高調。大家都在爭搶政治改革的話語權，爭搶道德制高點。一邊是拼命對政治改革進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無以復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邊則是對政治改革拼命進行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圖謀不軌。結果，雙方經常陷入虛偽的競爭，比的是誰更道德。
就是說，各個群體已經把政治改革或反對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識形態層面，或者道德層面。這種爭論和八九十年代的爭論不一樣，因為這種道德化的爭論不是行動取向的，實際上，可以說是&ldo;反行動取向&rdo;的。把對方置於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變革，也不容許他人進行變革。這種沒有任何改革動作的爭論拖延著時間，浪費著時間。不進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況愈下。如果這種局面再繼續下去，最終很可能是一場同歸於盡的遊戲。
中國除改革外無其他路徑
現實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要避免同歸於盡，那麼就必須改革。除了改革，中國並沒有其他路徑選擇。執政黨必須是行動取向的。如果不行動，或者受到各種既得利益的制約而不能行動，那麼只能說明執政黨出現了問題。
理性地看，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不可能。政治改革沒有行動主要是虛無的意識形態和道德佔據著主導地位。鄧小平在90年代初的判斷是正確的，在意識形態和道德層面進行無謂的爭論，爭論不會有任何結果，更難以產生行動。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識形態和道德，回到技術和制度面，因為只有在技術和制度面，爭論才會是具體的，改革才會是行動取向的。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也表明，意識形態和道德的爭論經常導致革命。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技術問題提高到意識形態和道德的高度。相反，對制度技術的爭論常導致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識形態和道德含義的事物轉化成為一些具體的制度技術，重點不在意識形態和道德本身，而在於其背後的實踐邏輯。
中國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後者。隨便舉一個有關財產公開的例子來說。如何控制腐敗，這是執政黨多年來的議程。很顯然，黨政幹部公開財產是非常有效的一個舉措，很多國家都是這麼做的，一旦發現一個幹部官員的生活方式與其正當收入不相稱，有關部門就可以介入，看該幹部官員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從80年代討論到今天，少說也有二十多年了。執政黨高層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時候，不斷呼籲黨政幹部公開財產，但就是沒有行動，沒有結果。原因很簡單，這樣一件在理論上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在政治現實中沒有可行性。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那麼多年積累起來的腐敗，如何有可能公開財產？公開財產等於要了大多數人的命。很多人擔心，一旦公開財產，整個執政黨就會面臨總體合法性危機。
理性的做法是既往不咎
在這樣的情形下，理性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從前的腐敗不再追究了，從現在開始做起，或者從新人（新進入幹部官員隊伍的）做起。除了公開財產，還可以實行公開的財政預算，看看每一年那麼龐大的財政預算到底去了哪裡。如果這樣，國家就可以告別一個腐敗的過去，迎接一個清廉的未來。
但是，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這樣做。原因很簡單，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個政治人物這樣做了，很快就會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壓力所淹沒。因此，一個理性的政治人物往往會選擇高調一些，道德一些，說一些根本實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擊的所謂&ldo;改革&rdo;目標。即使沒有改革行動，但道德的制高點是守住了。問題是，這種選擇的結果不僅使得腐敗照樣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