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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麼也沒得到。
作為一名球員，霍德爾依然能夠得到我的尊敬，可是作為一名主教練，不。他就那樣把傷心欲絕、痛不欲生的大衛晾在一邊，讓他自己去設法療傷，這是我永遠都無法原諒他的事。他還開啟了潘多拉之盒，讓媒體在隨後的幾個星期乃至幾個月裡都肆無忌憚地胡說八道。
託尼·亞當斯是惟一一個對大衛走出困境有所幫助的人。他離開球場後就直接來到了更衣室，大衛當時哭得正傷心，託尼在他身邊坐下，用手摟著他的肩頭說：“別擔心，大衛。我們愛你。你仍然是個了不起的球員，真的，我們愛你。就把它當成一件小事吧。”託尼的做法使我對他充滿了敬意。
裁判從兜裡掏出一張紅牌衝著大衛（2）
自從離開球場的那一刻起，我們的生活就變成了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我想沒有人能夠預言此事將如何了結，也沒有人知道大衛會如何被視為仇恨的物件，更沒有人能預見他是如何學會堅強面對並反擊那些惡意攻擊他的人們。事後想來，我覺得完全可以說正是這次經歷才讓大衛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男子漢。他比以前成熟了，因為他別無選擇。
那天晚上我們只能把他留在隊裡，因為我們倆必須立即趕回英國。雖然很不情願這麼做，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凌晨兩點半的樣子，我們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機場。下了飛機以後，我們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些什麼。
我們回到家裡，我坐下來把電視上正在播放的那場比賽又看了一遍，可我仍舊無法相信已經發生的一切。一直以來，大衛都無法真正解釋清楚他為什麼要把腳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輕氣盛的球員在一時衝動下的反應，況且他當時還處於大賽帶來的巨大壓力之下。話說到這個份上，我仍然認為大衛犯的規充其量只能給張黃牌。這是裁判的判罰失誤——然而，如果說裁判只是舉起了一枝槍，那麼霍德爾就是扣動扳機的那個人。
雖然知道肯定睡不著，我還是在早上六點的時候上了床。我斷斷續續地打了幾個盹，快七點半的樣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們家的前門。我從臥室的窗戶裡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家門口的馬路，就是那條只能容下兩輛汽車並行的小路，居然已經擠滿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攝像師，三家以上電視攝製組，還有多得我數不過來的記者。簡直是天下大亂了。
我磕磕絆絆地下樓去開了門——砸門的是一名記者。我甚至都還沒聽清他的問題，就咕噥著說：“不，我無可奉告。”
其實在此之前我們也跟媒體接觸過幾次，在大衛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都有過。不過我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陣勢，我們都嚇壞了，根本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來都應該去上班，喬安妮也要去上學。可是我們甚至都無法邁出家門半步。
接下來，我們家的電話線又出了問題。我以前在房子裡一共接了兩根線，一根是傳真線，另一根是普通的電話線。我們把那根傳真線專門留作業務用途，另一根就用來處理常見的日常事務。當時我還以為這麼做是正確的，不過隨後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桑德拉用那根傳真線撥通了“老人之家”的電話。她是那兒的一名理髮師，她跟他們說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為我們跟媒體有些小麻煩。大約半個鐘頭之後，我們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負責人打來的電話。她說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們的號碼告訴了別人，因為來了成堆的記者在那兒一個勁兒地問問題。
接著喬安妮也用同樣的電話打給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釋說今天上不了學了。大概過了２０分鐘，那位朋友也給我們打電話說他接到了報社好幾個電話，詢問他是否跟貝克漢姆一家有關係。
第二天我們才發現有一輛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