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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不少言官敬佩劉御史&ldo;敢於直言&rdo;的勇氣，紛紛效仿他彈章奏劾各自座主。首當其衝的便是申時行、王錫爵二相，尤以王錫爵為顯，此老被晚輩鋪天蓋地的誹謗整得無顏在朝做官，只能告老還鄉。

沈德符如是總結參劾者動機：&ldo;參劾會試大座師者屢見，則大座師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藉以博直聲，而參薦主者無一人焉。&rdo;

平心而論，在那個宗法社會，學生敢於挑戰老師權威，指出其過錯難能可貴；遺憾的是，這種批評最終走樣，成為純粹的口水仗，為博名而揭人短，為反對而反對，師道不存，更惡化了此後黨爭的風氣，間接導致了明朝的覆亡。

難以言說的無奈

最令張居正忐忑不安的是，劉臺彈劾自己的具體條款，雖多誇張，妙在所言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以致不少江陵門人同情劉臺同學。

政治終歸是政治，它的複雜性決定了絕不能僅憑簡單事實妄下定論。

劉臺彈劾張居正是權臣，其實明朝自從大學士執掌機要後，內閣有宰相之權而無宰相之名，個個首輔跡似權臣。只要皇帝一句話，你就要捲鋪蓋回家，君不見當年高拱倒臺之際，頭一天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統率百官，第二天只能輕車簡從，匆匆趕回河南，連驛站都不能再用。這是體制硬傷，無從打破，張居正也只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任用私人如張瀚、張四維這類事也非張居正首倡，幾乎所有坐上首輔大位的人都在不遺餘力營造自己的勢力網，張四維本是高拱得意門生，一直為高拱被逐歸鄉一事憤憤不平，張居正或許是為了籠絡高黨人心才把他引入內閣。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張四維唆使言官彈劾前任首輔，對張居正蓄意打擊報復。

說到箝制言官，張居正確實有之，當時士林流傳不少諷刺他的雅謔，但在張相爺看來，要讓改革順利進行，必須&ldo;謀之於眾，而斷之於獨&rdo;，獨斷專行充其量不過是改革良藥給改革大局造成的一點副作用而已。

改革觸及政壇痼疾，沒有相當的力度委實難以奏效。無論是使&ldo;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rdo;的考成法，還是後來&ldo;理逋負以足國&rdo;的清丈田糧，以及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無不阻力重重，反對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加之晚明言官自身素質良莠不齊，多數為不學無術誇誇其談之輩，沒有一點雷厲風行的霸氣與通達時變的才識，恐怕會一事無成。

朝會上，鳳陽中都留守千里迢迢來到京城，向皇帝上奏軍區要事。一般而言，外官朝覲天子，應該先由通政使司官員引領，出班跪拜，然後上奏公事。而這群留守司官員不等引奏直接覲見天子，御史們就要糾察他們違反祖制。

張居正急忙阻止，鄭重告訴他們：&ldo;留守這樣的外官，是不需引奏的。&rdo;

御史們不以為然，滿心希望拿出法律條文駁倒張首輔。可當他們翻閱朝儀規定後傻眼了，果如首輔所言：留守不引奏。

張相公博聞強記，熟記《大明會典》，甚至能將這部煌煌鉅著倒背如流，是帝國最優秀的典故專家。

每每退朝，他傳喚六科給事中，詢問他們這事《大明會典》中是如何規定的、那事依國朝法制又該如何處理。

言官們頓時被問得一頭霧水，他們左右相顧，不能發一語作答。

張相公果斷把不稱職的言官外放出京，其餘言官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自此埋頭故紙堆，認真研讀本朝典章制度，已備首輔不時詰問。

時人丁元薦在《西山日記》中感嘆：&ldo;一時臺省受其鉗束若門隸，則其才勝也。&rdo;既然言官才學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