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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和考驗才能夠擔當重任，如果未經錘鍊就將其置於高位，那麼無異於揠苗助長，最終只會害了這些人才。
所以，朱元璋並不急於將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職位上，而是準備透過一系列的事件來鍛鍊他們、考驗他們，再決定他們在屏風上的去留。
看著看著屏風，朱元璋的思緒，就跑到了別的地方。
前不久，臨近去年年底的時候，各布政使司、府、州、縣，按照級別將今年夏秋兩稅的總和紛紛逐級上報，十三布政使司將最終的統計資料上報朝廷，經過反覆確認後，確定洪武十九年全年的稅收摺合總數超過了三千五百萬石，創下了洪武開國以來的新高這個數字的背後是朱元璋多年來勵精圖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結果，當然了，其中朱雄英送來的土豆、玉米、紅薯、黑麥、木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種植，也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事實上，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援下，這些高產作物在經過試驗後，就被迅速推廣到適宜種植的全國各地的新開墾地上。目前從遼東到河北、山西的廣大北方地區，衛所兵新屯墾的耕地上都廣泛種植了黑麥，這種作物不僅產量高而且適應性強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下生長，它們的推廣種植使得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意義非常大，不僅為朝廷提供了穩定的軍戶稅收來源，而且還減少了朝廷對於開中法的依賴，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鹽引給商人，換取商人運輸糧食到北方邊境。
從政治上講，重新完成了華夏統一的大明從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棄淪陷於異族之手數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陳兵駐守北方漫長的邊界線是一件虧本的買賣，大明也要做，因為此時的大明君臣，絕不是南宋君臣那樣短視，很多事情，如國土、民心，是不能講價效比的，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條件的前提下，當然也要考慮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給北方輸血、移民、備邊，讓已經胡化嚴重的北方漢人重新產生對於大明的歸屬感沒有問題，可如果這個成本能夠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在此基礎上，大明既然已經剪除了雲南和遼東這兩塊北元在華夏最後的地盤，那麼發動對北元的總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馮勝、藍玉等將領，已經在北方邊境開始厲兵秣馬。
而高產作物所影響的，並不僅僅是北地漢人的人心，在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土司統治下的土民也因為木薯的種植而受益匪淺，木薯作為一種適應性極強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開墾的山溝裡、山坡上生長，並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對於生活在貧瘠山區的土民來說，木薯這種神奇的作物簡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縣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來鬧事或者造反，那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會受到影響，甚至有丟掉烏紗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對於百姓都是相對“溫和”的，而云貴等地的土司卻是代代世襲，有的諸如播州楊氏，甚至傳承了數百年之久，王朝不斷更迭，他們的統治卻從來都未曾被動搖過，土民們不敢也無法反抗他們，因此很多雲貴山區裡的土民，在土司眼裡跟商周時期的奴隸也沒什麼區別，土司才不管他們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雖然這東西吃多了會燒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歲，也終於能夠勉強填飽肚子，不再受到餓死的威脅，木薯的推廣種植，事實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這些地區的民心，尤其是對於剛奪回沒幾年的雲南，更是讓雲南百姓見到了立竿見影的生活改變，這無疑為大明在西南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畢竟，對於吃不飽肚子的百姓來說，沒什麼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飽肚子，就決定了他們到底會不會起來造反。
而因為朱雄英的提醒，本該在洪武二十年發生的兩件關於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樣出現了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