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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要別人先表示了「向學」的願望且肯拜師，然後才鼓勵教誨之。主動向人輸出知識，即是「好為人師」，這樣的行為是不被提倡的。這一準則同樣適用於中外關係。中國對於傾慕華夏文化的「四夷」固表欣賞且予鼓勵，亦可向之傳播中國學問。但「夷狄」若不行夏禮而用夷禮，通常亦聽任之。至於對不友善的「夷狄」，更禁止向其輸出中國文化。西方傳教士既然是騎在炮彈上飛到中國來，則中國人之不欲讓其瞭解中國文化正在情理之中。19世紀中西接觸之初，不僅中國書籍嚴禁出口給西人，就是中國語言文字也是不準教授給西人的。因此，西方傳教士遠比中國儒生更熱衷於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中西文化之爭是以自覺而帶進攻性的西方向防禦性的中國挑戰為開端的。中國士人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文化競爭，已是在西方發動一系列進攻之後了。

中西文化競爭的第一步就是要證明自身的文化優於對方。中國士人既然是競爭中被動的一方，一開始並未感到有必要證明其文化的優越。且中國人視經典文獻為華夏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典籍的優劣是很難靠自身證明的。但有備而來的西人在聲稱其文化優越的同時，尚攜有近代工藝技術為證明的手段。早期的中西衝突多在沿海，航海和海防恰又是中國工藝技術最為薄弱之處，乃進一步加強了西強中弱的認知。[24]

的確，強勢本身也是一種說服的手段。船堅炮利的力量不僅在於其軍事的效率，而且在於其體現船炮製造者本身的優越性。英國在鴉片戰爭中有意識地使用當時最先進，也是英國第一艘鐵甲艦「復仇神」號（the nesis），就是要向中國人顯示其最新的近代技術。這一著顯然達到了目的。「船堅炮利」給中國人的印象極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基本上成為中國思想言說中西方「長技」的代名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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