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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注意西潮衝擊帶來的變化，而忽視不變的一面，或忽視西方和中國文化傳統自身演變的內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但是，不可否認，「西潮衝擊-中國反應」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中國近代歷史研究不可迴避的一大主題。用這一典範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為這一典範被用得太濫就轉而以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當。特別是在「西潮」已成「中國」之一部以後，所謂近代中國的內在發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則近代中國士人對許多「中國內在問題」（且不說西潮造成的中國問題）的反應多少也可說是對「西潮衝擊」的某種「中國反應」。故費正清的「西潮衝擊-中國反應」這一研究典範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發展。

當然，強調西潮衝擊的影響，並不是說中國本身沒有問題。中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16]到晚清早已是問題重重了。17世紀以來中國人口激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本來重分配的調整甚於生產的發展，較難處理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另外，龔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國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師轉移到山林（龔自珍《尊隱篇》）。而文化重心的傾移顯然為外來文化的入據正統提供了條件。經學家俞樾是主張以興教化、勸農桑為中國自強之路的。他以為，照此做上數年，則「官之與民，若父兄子弟然」。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但俞氏也指出，當時的現象，恰是「官與民漠不相習」。[17]這正是清廷的一大難題，而且絕非數年可以解決。除了傳統的「上下之隔」，清廷尚面臨滿漢矛盾這一更難處理的問題。這些都在19世紀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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