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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與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適文存》（本書所用《胡適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為上海亞東版，以下均作《胡適文存》加集、卷數）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頁。

[20] 然而在吳稚暉眼裡，胡適基本是個純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啟超還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貢獻。吳氏曾明確指出，國學書目一類事便「止許胡適之做，不許梁卓如做」。參見《吳稚暉先生來信》，《晨報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頁。

[21] 胡適留學之初，即「反觀國勢」，立志要「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見胡適日記，1915年5月28日。

[22] 《談話錄》，第156頁。

[23] 如梁啟超也曾自謂其對於晚清思想界「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頁。

[24]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268頁；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日；《談話錄》，第299頁。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顏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插頁。

[26] 《談話錄》，第96頁；《年譜長編》第9冊，第3398頁。

[27] 另一位曾開風氣者嚴復在去世前不久也說：「旦暮入地，睹茲世運，惟有傷心無窮而已。」嚴復：《與熊純如書》（1920年7月10日），王栻編《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第708頁。開拓者的遺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適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雲志《胡適年譜》（以下簡作《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頁。

[29] 朱自清：《動亂時代》（1946年7月），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3），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頁。

[30] 《胡適致高一涵等（稿）》（1919年10月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以下簡作《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第72頁。

[31] 《談話錄》，第31頁。可參閱梁啟超自己的比較：「啟超與康有為最相反之一點，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89—90頁。

[32] 參見陳源為胡適的《整理國故與「打鬼」》寫的《西瀅跋語》（1927年3月），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一，第213—218頁。

[33] 魯迅：《故鄉》（1921年1月），《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85頁。

[34] 出自1927年2月26日胡適在紐約對外政策協會的演講，由pekg leader社刊在該社1927年出版的forward or backward cha？一書中，pp5-12

[35] 胡適：《嘗試篇》（1917年），《嘗試集》，《胡適全集》（10），第48頁。

[36] 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62頁。

第二章 語境：從西學為用到中學不能為體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以一個沒有什麼身世憑藉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回國兩年間，即「暴得大名」，一舉成為士林之首，真是中國近代史上絕無僅有之事。這個極有意思的事例，幾十年來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