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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著群眾路線的傢伙,想要完全去找尋一個純粹的平民也是困難的。人的意識與語言學習的塑造有相當強的聯絡,在殖民者的統治下,能保留民族意識的一般都是有基本文化教育的本民族中上層,畢竟,沒有姓氏的底層很難記住自己的歷史,更不用說一個民族的歷史了。
張良有辦法接觸到更多的作為一個異質性族群難以被消化的其他漢人平民,但是有能力描述歷史的前提是能理解社會歷史運轉的常態,並由此區分出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和非重要的那些慣例,詳略得當的描述自己的人生。
所以說劉盈即便只是在長安左近的工人家庭和部分富裕農民市民中推廣的教育已經起到了相當大的,不可磨滅的作用,他套用自己前世的知識所構建的一整套倫理價值體系,其實很類似於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漢武帝立太學之後興起的國家教育體系。這使得整個國家在思想上融為了一體。
當然從比例上和強度上都比不上劉徹,而且劉盈也意識到了自己教育體系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的,過於先進的生物學和人類學社會學理論所導向的理念重視解構,而非建構,存在主義,虛無主義的夢魘不得不糾纏在劉盈的學生頭頂。
而民族構建需要的是不證自明的去思考化,去了解那些和我生活方式相似,倫理與語言相通的人就是我的同胞,這種感情往往還是邊地的人感受更為迫切。在內地,劉盈過於強調的階級意識而非以漢皇的統治作為最高法理統合各地民眾的方式很容易導致苗漢、羌漢分野等問題。
《資本論》正練其實完全可以視作一套統治階級的統治理論,其中相當多的知識本就來源於大英帝國的殖民實踐。
:()我成了漢惠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