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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殺人又要騰出生存空間的手段總共也沒多少，劉盈是搞不瞭解放奴隸的，漢朝境內的奴隸問題和政治制度倒在其次。關鍵是大部族對小部族的壟斷，牧主藉著人身所有權對牧奴的控制這兩條都很難打破。前者，草原上的部族紛繁如星辰，就算劉盈祭出盟旗制這樣的殺器，旗主也得在旗民內分出個親疏遠近三六九等吧。流官制度劉盈沒有那麼多有犧牲精神和革命精神的組織人才去建設牧業公社。
後者也是一樣的道理，就算劉盈能變出人才來，牧奴對牧主的依附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制度壓迫的結果，漢地造反能打土豪均田地那是因為地主在農業生產上是純粹的吸血鬼，沒有能力促進生產力的提升和技術進步，當然即便有，類似張謇這樣的地主階級實業派和改良派改善土地的嘗試也被封建社會的落後給壓垮了。
草原上的牧主壟斷的教育資源和牧業知識使得他們更類似於黃帝治下的嫘祖倉頡這樣的技術官僚。代代相傳的知識和教育確保了貴族階層能長期保有牲畜繁育的秘訣，草場的選取，哪條道路上遇不到水泡子，草原上的夏季面對季節性的河流與洪水如何應對等等。
季節性河流的誕生與消亡亦是水文學的重要課題之一，論難度倒算不上很高，其中所涉及的知識也不過是河流流速與流量、高差、河道形態等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自傳偏向力造成北半球河流沖刷右岸，淤積左岸之類的規律。因而只靠記憶力過人的嚮導而沒有科學規律的總結與教授是做不到在草原上的週期中生活而不迷失方向的。理論上科學可以撥開一切傳統的迷霧，但現實就是即便是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紀，對草原的改造也大量保留了牧主控制使用，反倒是王公貴族可以大膽的關押起來，因為這些基層奴隸主實際上就是草原計程車階層，組織上的作用可以替代，但經濟上的作用，至少短時間內還是無能為力。
儒家的墮落歸墮落，脫產知識階層的誕生本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之一，技術的傳承和新的發明創造都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農業社會伴隨著社會制度的複雜化和產業分工的細化，地主階級掌握更多的屬於人文知識，如何勾結官吏偷稅漏稅，冒賑奪田，如何收買地痞流氓搶奪收租，或是關於土匪山賊的組織技巧，如何將封建迷信與利益分配相結合等等。
可是牧業社會的生產穩固性太差了，生產力的一個很明顯的體現就是單位土地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農業社會每平方公里十人以上的規模可以改造自然的面貌，製造大量的如堤壩等水利設施規範大河的流向並取水灌溉。遊牧社會數十甚至數百平方公里的草場才能供養一個勞動力，那就只能服從與自然規律並儘可能學習這些自然規律來保證人們的生存。
而系統的知識學習一般意味著半脫產甚至脫產，這樣的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能的貴族與奴隸的分野就更讓人絕望。解決的道路只有繼續向前走，讓每個平民的孩子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並從大學級別的系統規律總結和知識教育中重新找出適應於當地情況的一般規律。草原上具體的唯象理論體系的複雜性和嚴密性都是遠遠無法與漢朝太常府專門人才的研究相提並論的，後者可是要動輒規劃設計數百萬工時的大型水利工程的。
至於其他生態學植物學草藥學醫學生物學的相關知識劉盈倒是一點都看不上，他手下二次培訓的赤腳醫生隨隨便便都能秒殺這些傢伙，只能當做跳大神的民族藝術傳承。
故而劉盈做的事情在名義上就顯得更加噁心了——奴隸貿易。草原部族嫌人太多了怎麼辦？我來幫忙搬家，倒不如說這反倒是劉盈的專長，非洲數百年的奴隸貿易當地酋長可是重要參與者，而殖民者們如何利用貿易品換取這項廉價的大宗貨物也有相當多的歷史可供劉盈借鑑。甚至於往早了說，不管是漢朝還是唐朝的絲綢之路，奴隸都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貿易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