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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沒有陽光的日子裡，每天早上，我都肯定地以為自己即將失去自由。每當路上有汽車開過時，我都覺得那是來逮捕我的警察。唯一一次，當有人敲門時，我下定決心決不入獄，所以為了爭取時間爬上了房頂，好在迫不得已時跳下去。
然而，並沒有人來抓我。在朗德沒有，在蔚藍海岸也沒有。
一月，聖埃克蘇佩裡的新學期開始了，生活恢復了正常的節奏，確切地說是基本正常的節奏。大家之所以開口閉口亞歷克西斯·克雷芒，不是在為他的死難過，而是為了盛傳的謠言：雯卡和她的老師好了很久，一起私奔了。和所有緋聞事件一樣，這件事在學校裡引發了熱議，每個人都在添油加醋地品頭論足。人多嘴雜，大家湊在一起，就是喜歡詆毀他人的名聲。人們越說越起勁，結果就變成了滿城風雨。就連我之前敬仰的幾個老師也說三道四起來，競相說些令我作嘔的所謂的善言。也有幾位老師做到了為人師表，比如我的法語老師讓-克里斯托夫·格拉夫，還有在文學預科一年級教英美文學的德維爾小姐。我沒上過她的課，卻在母親的辦公室裡聽她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不能自降身價和那些庸人為伍，因為平庸是一種傳染病。」
我從她的這句話裡得到了慰藉，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在需要做出抉擇時以此為鏡。
第一個真正為雯卡的失蹤擔心的，是她的祖父和監護人，老阿拉斯泰爾·羅克維爾。在我面前，雯卡總是把她的祖父描述成一個專制獨裁、不苟言笑的大家長。這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實業家，把孫女的失蹤看成一起綁架事件、一種對自己家族的報復行為。亞歷克西斯·克雷芒的父母也開始擔憂起來。兒子本來說好要去貝希特斯加登和朋友滑雪一星期，但卻沒有出現，也沒有像往年一樣去父母家共度新年。
雖然兩起失蹤事件讓失蹤者的家人們憂心忡忡，但警方卻在很久後才開始調動人力展開嚴密調查。首先是因為雯卡已是成年人，其次是因為司法部門對立案偵查一事猶豫再三。在司法許可權層面，這個事件非常複雜。雯卡是法國人也是美國人，亞歷克西斯·克雷芒是德國籍。他們失蹤的地點也無法確認。也許他們兩人的其中一個就是行兇者？或者二人已雙雙遇難？
因此，直到開學一星期後，警方才出現在聖埃克蘇佩裡國際中學。而且，他們的詢問物件僅侷限於和雯卡及哲學老師有密切交往的人。他們粗略地搜查了兩個房間、貼上了封條，卻沒有動用刑偵技術警力。
再晚些時間，也就是二月末，直到阿拉斯泰爾·羅克維爾來到法國，事情才有了進展。這位商界大亨動用了他在當地的關係，並在媒體上宣稱自己已經僱用了私家偵探尋找孫女的下落。於是，警察再次來到現場展開偵查——這次出動的是尼斯地區司法警察局的警員。他們詢問了更多人（包括我、馬克西姆和範妮），在雯卡的房間裡進行了多次dna提取。
漸漸地，透過採集到的證詞和資料，警方得以較為清晰地還原出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之間發生的事件。雯卡和克雷芒就是在那兩天人間蒸發的。
星期日，早上八點左右，學校的保安帕維爾·法比安斯基確認曾開啟過校門口的欄杆，讓克雷芒駕駛阿爾卑斯a310跑車透過。法比安斯基非常肯定：雯卡·羅克維爾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開啟車窗向他招手致謝。幾分鐘後，在上薩爾圖圓形廣場，兩位掃雪的路政局工作人員看見克雷芒的車在路口輕微打滑，隨後駛向了昂蒂布方向。接著，在昂蒂布火車站附近的解放大道，有人看見克雷芒的阿爾卑斯跑車停在了一家自助洗衣店門前。在開往巴黎的列車上，多名乘客都記得見過一個年輕的棕紅髮女子，與其同行的是個頭戴門興格拉德巴赫（那是克雷芒最喜歡的足球俱樂部）鴨舌帽的男子。星期日晚間，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