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合作破裂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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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覺得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內部矛盾，具體的方法就是：提升生產效率、將運輸和交通企業收歸國有、對資本利得多徵稅（鼓勵勞動，打擊食利階層），搞搞轉移支付等等。
孫中山的想法好不好呢？肯定好嘛，如果能夠在不大動干戈的前提下，透過發展生產力和協調生產關係，讓國家繁榮昌盛，百姓安居樂業，肯定是再好不過的事情。
可惜的是，再好的想法，如果不符合客觀規律，那都是行不通的。
就拿土地這件事情來說，地主們不從事任何勞動，卻過著錦衣玉食的快樂生活，佃農們一生辛勞，卻從未吃過一次飽飯，對於這些情況，國民黨高層非常清楚，孫中山曾經說過“農民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卻被地主奪取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1928年，浙江省省長何應欽就說“佃農終歲勤勞，三餐難得一飽；業主一次投資，子孫坐收其利。事之不公，無愈於此。”
既然清楚地主是寄生蟲，是社會的毒瘤，那麼孫中山的解決思路是啥子呢？“慢慢商量，和平解決”，採取讓農民得利，地主也不吃虧的“雙贏”方案，由於孫中山去世的時候，北伐尚未開始，他還沒來得及親自實踐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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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下，在民國時期，用孫中山的方法搞土地改革，需要什麼條件？土地嘛，肯定是涉及到每個村了，要組織人馬對全國人口和土地進行一次大普查，確定每家每戶實際擁有土地面積，然後再製定一個標準，確定地主的標準是啥，每個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可能在西北戈壁灘，一個貧困戶都可以擁有1000畝地，但這種地一點用都沒有，壓根就種植不了糧食，連草都長不了幾根，這種地方的人，擁有1000畝地都只能算是窮人，在江浙富庶之地，1000畝地絕對算地主了，所以這個地主的標準還要統計方方面面的資料，綜合判斷之後，才能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
把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等等劃分出來以後，按改良派的思路，需要讓農民得利，那簡單嘛，減租即可，減租之後，農民的確得利了，但地主就損失了嘛，根本就沒有讓農民得利，地主也得利所謂雙贏的方法，地主遭受損失以後，肯定要鬧事，這就需要有調解機關，做好解釋工作，穩定社會秩序。
直到今天，人口普查都是一個大工程，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變態的執行能力，能管的到每個村，實際上，直到今天，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也沒幾個國家，比如印度就絕對完成不了，莫迪只能管到城裡，村裡有多少人或者是死是活一概不知，原因很簡單，印度村裡都是土邦，實行的是自治，壓根就沒有在村裡設定任何行政機構，刨除印度人的那副宗教德性，即使莫迪想在村裡設村委會一級的行政機構，也是心有餘力不足，兩個字——沒錢！
可能大家對這個沒什麼概念，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國共有行政村總數為個，隨便列個資料哈，每個村每年的經費20萬元，中國維持村級行政機構的費用支出1383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疫情期間，中央一聲令下，全國就地臥倒，堅決服從命令，就是因為擁有強大到變態的行政能力，印度沒有，所以現在天天往恆河裡拋屍。
設定這些機構，需要天量的資金，還需要得到群眾的衷心擁護。
回到民國，在全國上下窮的叮噹響的情況下，憑什麼能完成全國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有村一級的行政機構嗎？沒有，只有“皇權不下縣”，村裡和印度現在似的，實行的是鄉紳自治，就是地主組織一群流氓在維持秩序，維持啥秩序？農民到期足額交租的秩序嘛，不然就拉家裡的喜兒去抵賬。
讓地主公平公開公正的主持減少土地租金的事情，聽著就不靠譜。
回到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