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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張和印刷術、火藥和火器的普遍影響下，在航海指南針和其他海上裝置的廣泛使用下，歐洲人經歷了文藝復興，確切地說是新生，但它不是古希臘和古羅馬世界的復興：它是蒙古帝國的復興，是歐洲人重新認識、變革蒙古帝國的遺產，使之適應自己的需要和文化的過程。

1288年5月，在會見列班掃馬和接受蒙古朝廷的書信、禮物後不久，教皇尼古剌四世發出一道教皇令，要求在亞西西為他的方濟各會建造一座主教堂。作為第一個方濟各教皇，尼古剌四世，和他的追隨者，似乎想要宣佈方濟各會時代的來臨。他們要在這個工程中雕刻塑像，以此不僅想顯示他們的優勢身份地位，而且還要突出整個教派的豐功偉績。方濟各會與到過蒙古朝廷的歐洲團體關係密切。在這些人中間，修道士的代表有普蘭諾&iddot;卡爾平尼‐‐在貴由當選為大汗時他是第一個到達蒙古的使者，還有威廉&iddot;魯布魯克‐‐在蒙哥汗即位典禮期間訪問蒙古，他們都是方濟各會成員。歐洲藝術家從由蒙古人引進的中國、波斯藝術中借鑑題材和手法，他們也很可能是從列班掃馬本人帶來的禮物中借鑑的。

繪畫共同來源於喬託&iddot;邦多及其弟子的作品，它們似乎是亞西西方濟各會修道院的繪畫系列的一部分。雖然教堂壁畫的內容有基督的一生‐‐離蒙古帝國一千多年，或聖方濟各的一生‐‐時間上與蒙古時代短暫相接，但藝術家還是以蒙古人為作畫的主題，或以蒙古的服飾和裝束來描繪：&ldo;在壁畫群中，聖方濟各的生活完全被絲綢所包圍‐‐無論是佈置房間，或是鋪飾假想的小路，幾乎每個場景都有彩色華麗的紡織物。&rdo;除了粗糙的絲綢之外，他們還描寫到精美的錦緞，它們深為蒙古人所喜愛，並作為禮物贈送給教皇和國王們。藝術家們把蒙古人置於各種基督教繪畫中，突出他們與眾不同的服裝、頭飾和大弓。中國的素描畫經過蒙古的商業活動而流行，以這種風格描繪的馬，開始出現在歐洲藝術品中。這些畫面表明，歐洲人在描繪多石峭壁和樹木時受到亞洲風格的巨大影響。歐洲藝術，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平面化和線性化的，如今它成為一種混合物，既非嚴格意義上的歐洲風格，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亞洲風格；這種以深刻、明亮、紡織和駿馬為主要特色的藝術，最終成為聞名遠揚的文藝復興藝術。

藝術家描繪世界各地人物的容貌，這些人物形象本身可能只是表現出藝術家們的一種新意識，但是在帕多瓦一幅1306年的&ldo;基督聖袍&rdo;畫中，不僅禮袍是採用蒙古人的樣式和布料製成的，而且其金色邊紋也是用蒙古文字來描繪的，它們就是忽必烈汗欽定的、呈四方形的八思巴字。在同一所教堂中還有一幅&ldo;不貞的罪惡&rdo;，畫中有一個戴著遮陽帽的婦女，而這種帽子又是忽必烈汗所喜愛的款式。在畫中，《聖經&iddot;舊約全書》中的先知們，捧著多卷展開的古書，上面的正文難以辨認出是蒙古原稿，但字跡和衣服卻是來自於忽必烈汗朝廷的，這就暗示我們：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和蒙古帝國之間的關係是不可否認的。

在蒙古人的容貌和手稿開始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藝術中時，同樣地，蒙古的觀念也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的文學、哲學著作中。蒙古觀念和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德國傳教士尼古拉&iddot;庫薩的作品中，他那篇寫於1440年的散文《博學的無知》可能被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開端。在君士坦丁堡陷於奧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前夕，他還在那裡花時間處理教會事務，他後來的作品揭示出，他非常熟悉波斯、阿拉伯和蒙古文化的觀念。1453年，他撰寫長篇散文《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