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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於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顆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子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
這段話，是**在日本投降後第四天的延安幹部會議上講的。他的這段話，形象地揭示了抗戰勝利初期內戰發生的基本原因。
此時的中國國內，從太行山上的激戰，到平漢路上的交火，還有綏遠、察哈爾地區國共兩黨間的爭戰，乃至整個華中、華北的搏鬥，其緣蓋出自此。
如此這般，在《雙十協定》簽字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內戰事實上已在不斷進行，內戰的事實已經客觀存在。不過，所不同的是，此時的內戰尚未成為全國性的，還是限制在一定範圍的，是緊緊圍繞和談而展開的。國共兩黨都沒有停止和談。蔣介石認為他並沒有放棄政治解決的打算；**也講，要繼續在談判桌上與國民黨作鬥爭，迫使蔣介石最終停止戰爭。總之，說到底，這期間的一切“戰”，都是為了“談”，為談判增加籌碼。
**由重慶返回延安後。中國**的總談判代表周恩來仍留在重慶主持和談。
周恩來和陪同**回延安後又返回重慶的王若飛此時的任務是繼續同國民黨代表談判，解決《雙十協定》沒有解決的問題。
10月20日，在重慶的第二輪商談正式開始，地點是宋美齡在市區的住宅之一的中四路德安裡103號。參加會談的代表，**方面是周恩來、王若飛：國民黨方面只剩下了張群。王世傑、邵力子3人。張治中沒有參加，去處理9月份新疆的“伊寧事件”了。
《雙十協定》的第二條規定：“關於政治民主化道路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取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備方洽商政治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
因此，有關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基本原則已經確定，出席政協會議的名額也已達成協議，暫定37人。現需要進一步商談的，主要是名額的分配、組織及職權等問題。經協商，大部分問題均達成了協議。雙方一致同意，政協代表的名額為36人，由四方面組成。其中：國民黨方面9人，**方面9人；民盟9人：
無黨派社會賢達9人。
然而，到了政協開幕前夕，蔣介石卻又出爾反爾，在代表名額問題上掀起一場不小的風波。
原來，到了政協開幕前夕，蔣介石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民盟與**的關係特別好，在政協會議上可能完全倒向**一邊。此外，無黨派的社會賢達，蔣介石雖然可以拉過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這樣一來，**不可能被孤立，國民黨倒有被孤立起來的可能。
於是，蔣介石及其謀士們決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額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其前身為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月由反抗國民黨壓迫，謀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間黨派在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基礎上秘密成立，當時定名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該同盟的主要有三黨三派，即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和救國會、職教派、鄉建派。
然而，由於三黨三派並非以黨派名義集體加入民主政團同盟，其領袖和成員都是以個人名義自願履行人盟手續才成為盟員的，因此，原來的備黨各派仍是獨立的，同盟的決議和行動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對備黨派並無約束力。另外，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推選黃炎培、張君勵、梁漱演、章伯鈞、左舜生為同盟常委，黃炎培為常委主任，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為組織部長，羅隆基為宣傳部長。民盟一開始就是一個代表資產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