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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範層面來看，這個方向沒有錯；但另一方面，正因為是利益取向，社會階層利益的不同經常導致政治參與的不同，也因此導致它們政治影響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這裡的問題在於黨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機制，黨不僅要代表各社會階層的利益，而且必須實現代表過程中的公正性。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證政黨過程的人民性（而非階層性）。

要防止黨的官僚化

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證黨的幹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個政黨在爭取政權或者革命時期是反對黨或者在野黨，但一旦取得政權，就成為執政黨，取得管治社會的權力。在多黨制下，因為有反對黨的存在，執政黨必須時時刻刻強調政治，就是強調和人民的關係。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一黨獨大制度下，尤其是一黨制下，執政黨很容易演變成為行政黨。因為沒有反對黨，黨本身很容易官僚化。黨的領導人經常忙於具體的管理事務，無暇思考政治大問題。黨的幹部傾向於抓權，弄權，獲取各方面的利益。黨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黨代政不可避免，更嚴重的是導致黨內政治家的缺失。

隨著社會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國家固然需要一個運作高效的官僚機構，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機聯絡。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失去政權往往並不是因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為演變成為行政黨，導致政黨官僚化，從而失去了發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機聯絡。客觀地說，政黨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國也是一種趨勢，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機構，又要防止政黨的官僚化，很多政黨都有自己的教訓和經驗。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例。新加坡一黨獨大，被西方學者指責為非自由民主，因為西方對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黨是否輪流執政為標準。但新加坡政治領袖卻是抓住了黨和人民的有機關係這一點，因為判斷一個政黨是否成功的唯一標誌，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援。（其實，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對黨存在，如果多數人民對執政黨不滿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間轉而支援反對黨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選舉機制為執政黨和人民建立有機聯絡提供了有效機制。新加坡議員（執政黨的主要幹部）必須定期和人民見面，傾聽人民的聲音。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總而言之，只有解決了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會容易開展，如自下而上的社會政治參與、黨員和黨組織的關係、黨和政府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等。所有這些關係的變革和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圍繞著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來組織。這既可以為黨的轉型提供方向，也可以為轉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隨著政治改革壓力的遞增，黨的轉型和黨與人民的關係的制度性轉型也勢必成為中國政治變革的核心。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8月14日

文人傳統的衰落與中國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基層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往往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招致眾人的高度關切，最終轉化成為嚴重的政治事件。這尤其表現在貴州甕安群體性事件上。從一個偶然事件轉化成為群體性政治事件，這其中有其複雜的因素，有人說是有黑社會在背後操作，有人認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會化，也有人認為是具有政治意圖的人在鼓動。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這種群體性事件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ldo;街頭民主&rdo;。在民主社會，隨時發生的街頭民主為民眾提供了表達自己聲音的管道。因為沒有其他管道來表達聲音或者認為其他管道的表達沒有像街頭民主那樣有效，民眾就選擇街頭民主。在中國，從法理上說，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