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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隔壁，以方便隨時照料他，真的像兒子一樣，對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盡心。
我到美國那年剛好16歲，學會了開車，而父母都不會，所以那時候經常是我開車，帶著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轉。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個“活著的上帝”，我和姐姐們都喊他grandpa（爺爺），在我們眼裡，他就是我們的“洋爺爺”，而姐姐的孩子們也按中國的傳統，喊他“太爺爺”。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淒涼。唯一的兒子是位牧師，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婦為妻，也沒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親，只是偶爾到我家來看他。起初司徒先生還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資，但1952年辭職後便沒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國的制度，3年的經歷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軍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沒有社會保障，所以晚年沒有錢，什麼都沒有，後來是靠著一個慈善團體每月給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沒有工作，所以那時候，家裡生活得很艱難。
司徒先生中風以後，喪失了不少語言功能，寫字也很困難，他閒時就練習寫字，我現在還儲存著他用賓館裡的便箋練習寫字的紙條。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記得每到這一天家裡總是很熱鬧，許多燕京大學的老校友都趕過來，連同司徒先生的兒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個教育家。
那時候到我家來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適。胡適很謙和，舉止得體，他與父親和司徒先生的關係都很好。還有一位是馬歇爾將軍，他每次都是自己開車來，也沒有什麼保鏢之類的人陪著，跟我們說話也很客氣。雖然穿著便裝，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風。當時我手頭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傳記，現在想起來，很遺憾當時沒拿那本書找他簽名。
司徒先生後來寫了本《在華五十年》。對他與父親這種超乎尋常的情誼，司徒先生說，他“就像是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當年有很多人懷疑父親的身份，覺得他不是親共產黨就是親國民黨，我後來到了美國，總是有人問我：“你父親站在哪一邊？”我告訴他們：哪邊也不是。父親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樣，他們並不傾向於哪個黨派，只是希望中國不要有內戰。
1955年8月，79歲的司徒雷登立下遺囑，一是希望死後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學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親能設法把1946年11月周恩來送他的一隻中國明代的五色花瓶歸還中國。1962年，司徒先生以86歲高齡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美國政府組織一訪華團到中國訪問，三姐傅海瀾是其中一員。臨行前，父親託她將寫給周恩來的信帶到中國。一年後，應周恩來邀請，離開中國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來送的花瓶，原來一直放在我們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瀾受父親之託，專程回國送回了那隻明代彩繪花瓶。5個月後，父親在華盛頓去世。父親見證了近代歷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遺憾的是他沒有寫過自傳，也沒有為我們留下什麼回憶性的東西。
生前，父親曾為司徒先生“將骨灰埋葬在燕園”的遺願，兩次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但都未獲得明確答覆。司徒先生的骨灰現在還儲存在我們華盛頓的家中，實現他這一遺願的任務又落到了我頭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現在最大的心願，是司徒先生最後的遺願能在我這一代實現。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親龔澎（1）
∷∷口述 喬松都
1953年誕生於喬家的第二個小生命，是喬冠華與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