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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姓鄭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嚴肅指出了東州經濟與生態發展之間的矛盾，指出增長也要講道德；另一位姓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觀點更為直接，他說，增長和發展並不是內涵完全重疊的概念。東州市決策層對這一點的認識有誤區，總認為經濟增長是硬道理，認為增長了就是發展了。其實，根據發展的型別，有的是&ldo;高增長、高發展&rdo;，有的是&ldo;高增長、低發展&rdo;，也有的是&ldo;高增長、無發展&rdo;。東州市一定要警惕走入&ldo;高增長、低發展&rdo;的怪圈，落入&ldo;有增長而無發展&rdo;的陷阱。
兩位院士對東州的發展提出了批評，這使李國藩的心裡很不舒服。最後，張國昌說，各位對市政府還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來，各位都是專家院士，是東州市最大的財富，有什麼要求我們都儘量滿足。
鄭院士和王院士提出了一個要求讓李市長和張副市長很為難。他們說，能不能給東州市的院士&ldo;市長級待遇&rdo;。
我沒想到兩位院士還有這種官本位思想，科學的最大悲哀就是給有成就的科學家戴上一頂烏紗帽。不過，我看得出，如果選這兩位院士當市長，他們會義無反顧地拋棄得之不易的院士頭銜。這是不是科學制度的悲哀。
這件事讓我認真地思考了市長都有什麼待遇，答案是：一個不腐敗的市長只是人民公僕，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一個腐敗的市長自認為是人民的父母官，那他要什麼待遇就有什麼待遇。
如果官員把權力看成是公眾的，就會運用權力造福社會；如果官員把權力看做是實現自我價值用於自我享受的工具，就會危害社會和人民的利益。
現實生活很難證明，想當官的人都是出於為社會服務的目的。理性的社會學者更願意把職業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當作人生方式來考察。既然是投資，每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考慮以最少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
8、選擇
我在大學時是很想當一名受人尊敬的院士的，不知為什麼鬼使神差地從了政。可能自己是學生會幹部的緣故，我大學二年級就擔任了系學生會主席。
我是學生物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在我看來，人不過是有思想、會說話的動物，因為動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最起碼無論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懂得傳宗接代，它們只有在需要傳宗接代時才發情。而人在傳宗接代的基礎上，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優生優育，這一點讓人的性要求相對於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來說更精神化了。
我每天在實驗室裡解剖著各種動物，分類著各種植物，培養著各種微生物，暢想著二十一世紀就是生物世紀的美好夢想，一口氣讀完了研究生。
快畢業分配時，研究生部王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
&ldo;雷默，省政協副主席、省委講師團團長馬奇到我們學校選人，馬團長要一個學經濟的，我推薦了你。&rdo;王主任慈祥地說。
&ldo;王主任，為什麼推薦我？人家要學經濟的，我可是學生物的。&rdo;我不解地問。
&ldo;我瞭解那幾個學經濟的，我怕他們給我們學校掉價。&rdo;王主任毫不掩飾地說。
於是我就在研究生部的小會議室裡見到了馬副主席。馬副主席聽說我是理科的學生，就問我，《自然辯證法》是怎樣的一本書？
&ldo;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寫作雖然沒有完成，但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當代自然科學的各種結論作了科學的概括。一九二五年這部遺著以手稿和筆記的形式出版，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它對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以及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