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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年底的時候，李治釋出了一條詔令。
詔令上說：“從今年開始，僧尼不允許接受父母或者尊長對他們的禮拜，相關部門應該明確地制定法律法規來禁止這種行為。”
之所以有這樣的一條法令出現，源自李治在上個月去洛陽巡幸之時，在一處思源見到的一幕。
當時有數位白髮蒼蒼的老者，正對一個二十郎當的的年輕僧人行跪拜之禮。
李治當時就有所不喜，對身邊的宮人說：“朕為天子，亦不受臣子與百姓之跪拜大禮。現這小小僧侶卻讓許多老者跪拜，難道他比朕還要尊貴嗎？”
李治說完，便讓人去將這幾人帶來問話。並問及幾位老者跪拜之緣由。
老者說：“他們跪拜僧侶，是希望獲得佛祖的保佑，能讓自己今後的生活過得好些。”
那小僧也道：“見僧跪拜是佛家禮數，否則便是心不誠。即便是父母見到自己，也應該行跪拜之禮。”
李治當時就有所不喜，細問之下又得知那些老者，竟然還是這小小僧侶的叔伯長輩。
後又見到那小僧出家的寺廟，竟然比自己的皇宮還要富麗堂皇，心中便有了改革之意。
在當時，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其僧尼在社會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他們通常會受到信徒的尊敬和崇拜，包括禮拜等禮節。
然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子女對父母的尊敬和服從是基本的倫理要求。
透過禁止僧尼接受父母和尊長的禮拜，法令試圖強調宗教活動不應干擾到傳統的家庭和社會倫理結構。
這是出於對佛教勢力過度膨脹可能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的擔憂，也可能是為了強化世俗權力對於宗教活動的控制和管理。
此外，這條法令也體現了當時政府對於法制建設的重視，要求相關部門明確制定法律法規來執行這一禁令，顯示了法治精神的萌芽。
這表明，即便是在宗教領域，也要順應國家的習俗，並依法行事，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
而李治的這一條詔令真正得目的是在敲打興起的佛教，明確君權至上的社會結構，防止有人假借佛的名義造反。
其後，原本的吏部侍郎劉祥道，被任命為黃門侍郎，並且繼續負責選拔官員的工作。
他認為目前的選拔制度太過寬鬆，每年有超過一千四百人成為官員，而且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透過選拔進入官場，沒有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篩選。
目前，國內和國外的文官和武官，從一品到九品，總共有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按照這個數字計算，大約三十年後，現有的官員才會全部更換一遍。
如果每年只選拔五百人成為官員，就足夠補充所需的官員數量了。他希望能對這個制度進行改革。
正好杜正倫也提出同樣的觀點，認為成為官員的人數過多。
皇帝命令杜正倫和劉祥道一起，在朝會之上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大臣們因為害怕改變現狀，反對者眾多，所以李治最終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劉祥道作為吏部侍郎，負責選拔官員，他意識到當時的選拔制度存在問題，即選拔的人數過多，而且選拔過程不夠嚴格，導致官員質量參差不齊。
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減少每年成為官員的人數，並進行更為嚴格的選拔。這樣可以保證官員隊伍的質量，並且減少不必要的官員數量，提高政府的效率。
然而，儘管他和杜正倫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但是由於大臣們不願意改變現狀，改革最終沒有實施。
這說明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改革面臨著很大的阻力，即使有識之士提出了合理的建議，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