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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奉戰爭雙方共投入兵力50餘萬，以山海關等地為主戰場，展開激戰，堪稱北洋軍閥混戰史上規模最大、戰鬥最激烈者。奉軍將領張學良、郭松齡等部奮力作戰，吳佩孚也親自趕赴灤州督戰。正當前線酣戰，交戰雙方相持不下之時，10月23日，受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影響的直軍將領馮玉祥乘北京空虛，倒戈回師，發動了北京政變，囚禁了曹錕。次日，馮玉祥迫令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吳佩孚腹背受敵，陷入困境。10月底11月初，奉軍大敗直軍，佔領山海關、秦皇島、唐山等地。馮軍（馮玉祥於政變後，組織*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嶽分任第二、三軍軍長）亦在楊村、北倉一帶打敗吳軍。11月2日，曹錕辭職；3日，吳佩孚率領殘部兩千餘人南下。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吳軍主力基本被殲而告結束。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之初，閻錫山表面上仍取觀望態度，“於紛亂之中，持保境安民，促縮短戰期。不發權利之言，不發誇大之言，不發強硬之言，不發一偏之言。並提倡公平內政，均善外交；改造須本國情，不可偏趨時潮。” 但實際上已經傾向於附段聯孫倒直。據南桂馨回憶：
“在三角聯盟與新直系對峙及佈置之際，孫中山使張繼以私人名義，函達閻錫山、趙戴文及南桂馨，大意以同盟會的舊關係，要求晉方協助，使孫中山北伐得到成功。而段方亦派溫壽泉回晉聯閻倒曹。閻錫山感到京保兩派的驕橫詭譎，自己受到壓迫，實所不甘，已決定附段，於是對張繼所請，樂得順水推舟，慨允如命。但閻不出名回覆張，而以趙、南兩人名義各復一信。趙函大意：孫先生此次參加北伐，同志無不歡欣，自當盡力相助。南函大意：協助孫先生北伐，乃是北方同志的素願。山西數年來保境安民，勵精圖治，模範省之名，中外皆知。而在廣東同志，優容反晉分子，疏遠起義的舊同志，未免使晉方同志有所寒心等語。兩函均閻親擬，令其秘書繕發，交由張繼來使帶回。”
二、宣稱“保境安民” 聯段、聯馮與出兵石家莊（2）
儘管如此，戰初閻錫山仍不動聲色，以表面文章，對雙方均虛與應付，並不貿然採取反直行動。
9月21日，直系的蘇督齊燮元來電商借子彈百萬粒，被閻錫山託詞婉拒。
直至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反直的北京政變時，因大局尚不明朗，閻仍僅以“禮讓為國”、“化干戈為玉帛”等詞為周旋，不作明確表態。
北京政變後，閻錫山本著“認清對面，才能與對面處，瞭解了周圍，才能在中間站”的一貫行事準則，一面暫取中立的姿態，不得罪任何一方，一面暗派臺壽銘、田應璜、梁航標，分別到皖、奉、直各方探聽情況。臺壽銘到京、津後，利用自己與段祺瑞、馮玉祥均是安徽同鄉的關係，很快與段、馮取得聯絡，並瞭解到段將出山主持國政和馮發動“北京政變”的背景。閻錫山估計到直係軍閥要失敗，又認為段祺瑞出山對自己大為有利，才在10月下旬決計公開聯馮、擁段，出兵石家莊參加倒直軍事。
據南桂馨回憶，關於出兵石家莊，閻錫山與段祺瑞有約在先。南說，溫壽泉受段之託回晉聯絡倒曹時，“段對閻的具體要求是出兵石家莊，截堵吳佩孚所部，不使透過石家莊。閻慮兵力單薄，猶豫未定。迄直奉開戰前夕，吳佩孚在四照堂點兵後，發表各路出兵番號，閻知洛陽留守部隊不多，後繼無力，乃允段的要求，始由溫壽泉回京復段照辦”。
於是當10月26日馮玉祥電請閻“速派勁旅駐紮石莊，以資堵擊南來之反對軍，則和議可告速成，同力合作，國事攸賴”時，閻便欣然以“敝處軍隊已自有日起陸續開赴石家莊，惜正太路軌窄車小，全部急切，尚未能悉數到達耳”復之。 並於11月1日正式向石家莊出兵（《閻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