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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極為豪侈，而態度是極為放縱的。《自為墓誌銘》雲 ：“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譎謔，書囊詩魔 。”這是他真實的自白，而《夢憶》一書中所記的又是更加具體的事實。
國亡後的生活，則大大不同了。《墓誌》雲：“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 。”雖然，這樣的貧乏在他是甘心的。《遺民傳》雲 ：“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沉淫於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 》，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 ”。《夢憶》自序亦云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駭駭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間。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 。”一向生活於華貴的家庭，而又沉溺於聲色狗馬之好，一旦國亡，不乞求保全，如錢謙益阮大鋮一類人的行為；只將舊有的一切一切，當作昨夜的一場好夢，獨守著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紀傳，寧讓人們將他當作毒藥，當作猛獸，卻沒有甚麼怨悔。大概一個人能將寂寞與繁華看做沒有兩樣，才能耐寂寞而不熱衷，處繁華而不沒落，劉越石文文山便是這等人，張宗子又何嘗不是這等人？錢謙益阮大鋮享受的生活，張宗子享受過，而張宗子的情操，錢阮輩卻沒有。一場熱鬧的夢，醒過來時，總想將虛幻變為實有。於是而有《夢憶》之作。也許明朝不亡，他不會為珍惜眼前生活而著筆；即使著筆，也許不免鋪張豪華，點綴承平，而不會有《夢憶》中的種種境界。至於《夢憶》文章的高處，是無從說出的，如看雪個和瞎尊者的畫，總覺水墨滃鬱中，有一種悲涼的意味，卻又捉摸不著。餘澹心的《板橋雜記 》，也有同樣的手法，但清麗有餘，而冷雋沉重不足。
宗子的詩文，是受徐文長的影響，而宗子來得深刻，這因為他是亡國的逸民的關係。文長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傳雲：“徐文長以殺後妻下獄，曾祖百計出之，在文長有不能知之者。”當時他的祖父還是小孩子，曾去獄中看文長 ，“ 見囊盛所卓械懸壁，戲曰：‘此先生無絃琴耶？’ 文長摩大父頂曰 ：‘齒牙何利！’”這樣惡謔，大概對徐文長是合適的，在別人我想可受不了，但於此可以看出他們張家不是道學的家庭。宗子年少時，曾從事蒐集過文長的佚文，以所收頗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謔庵為之刪削。（見《 文集·與王謔庵書 》）但四庫總目著錄《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 》，雲“為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許藉以表彰其先德罷。此書末卷所載優人謔、吃酸梨偈、 放鷂圖、對聯、 燈謎諸作，《提要》謂“鄙俚猥雜，豈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別集類存目五）然宗子卻雲 ：“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者，傳之自文長始；昔人未有以柱對傳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餘刻文長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銘抄自序）。 足見宗子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而與提要作者的頭腦不是同一的範疇。徐文長文章的風格，傳統的文學觀念者，批評為鄙俗纖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長唾棄七子，自成風格；袁宏道謂其 ：“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徐文長傳》），不是無見之言。以張宗子的天才學力，而猶追逐於文長的，固由文長在當時文學上造成的清明風氣足以影響他，而同是不羈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長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無所薰染罷？
宗子不僅長於文學，且長於史學，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過生命相依的《石匱書》。是書寫了幾五十年才脫稿（《文集》卷一《石匱書自序》），脫稿後猶時加刪改，故與李硯翁書有“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