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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印象。研討會後，我曾不止一次給評論界的朋友推薦過南臺，我說這個作家要注意，雖然還有不足，但很有潛力，也比較獨特。後來他還出版過幾部長篇，都給我寄了，也都很有特色。因為有這麼個認識，所以這次他請我給他的小說作序，我很高興就答應了。
小說寫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國西北地區基層社會的政治氛圍、社會心理、人際關係，我很驚訝作者的記憶力，驚訝他還原生活的能力。多少年過去了，在他筆下，一切宛如眼前，清晰可觸，他用細密而靈動的筆觸，把那一段生活的荒唐、麻木、沉悶，生動地描繪了出來。這部小說似在告訴我們：要記住，我們曾那樣不堪回首的生活過，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不僅要懂得怎樣生活，更要明白不應該怎樣生活，而且，惡夢般的生活雖說已經消逝，但並未斷根，某些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合適的氣候下，還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因而，這決不是無關痛癢的回憶。有人形容這部小說像農村婦女納的千層底的鞋底子，針腳密實，還形容它像西北人愛吃的“鍋盔”，幹、硬、沙、香，耐咀嚼，這些比喻我都贊成。
這部小說的時間，是“四人幫”垮臺的1976年，小說的空間是西北地區，這個時間和空間，對研究“*”對整個中國的影響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是十年“*”的最後一年，手段全部使盡了，又是離震源極遠的邊陲，震盪波最衰微的地區，這裡的影響大小，才能真正看出這顆精神原子彈的威力。1945年美國人丟在廣島的原子彈的破壞半徑是3公里，全世界震驚，而“*”這顆精神原子彈的震波卻是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無一寸倖免，是廣島原子彈的30多萬倍，就連水泉縣這樣的西北邊陲連那裡最偏僻鄉村最老實的農民都被震盪波衝擊得日夜不得安寧，其威力之巨大，真是開天闢地以來所罕見。這部作品的意義之一，就是刻骨真實的見證了這種震盪造成的混亂。
這樣的背景和題材不是沒有人寫過，但我要說，生活密度如此之大，人物如此鮮活，氛圍如此逼真，生活面如此陌生而稀奇，地方風味如此淳厚的，並不多見。更為難得的是，作者內在的諷刺和幽默的才能，一種帶有民間智慧的幽默和諷刺。10多年前寫《一朝縣令》時，可能還是不自覺的，而現在則是自覺的喜劇意識，這很難得。在中國，喜劇小說是個缺門，南臺很巧妙的把那一段嚴酷和沉重化成了喜劇——不少人想寫卻寫不出的喜劇。讀此書，讓人想起果戈理《欽差大臣》裡外省人的鬧劇，眼前晃動著赫列斯達科夫之流的影子。
《一朝權在手》的書名不太好，並不能概括它的形神，大約作者以為他寫的多是縣委權力鬥爭，故取此名。其實，人物及其繞系在他們身上的生活血肉，才決定作品的內涵和它的價值。在這裡，政治的低氣壓使每個人的心頭都佈滿陰雲，山頭林立，勾心鬥角，每個人都在想我是誰的人，每個頭頭都在算計誰是自己的人。權力鬥爭不息，誰都擺不脫它的左右。在這幅經濟崩潰，田園荒蕪的圖畫裡，生活秩序一片混亂，敢於獨立思考的新生力量備受摧殘，但他們卻如野草般頑強地生長著。
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寫活了好些個人物——我們極熟悉卻少見的真正寫出其特有神氣的人物，遂給人深刻印象，彷彿夾帶著西北黃土高原的風沙而來。比如曹兀龍這個人，粗鄙、顢頇、素質低劣，但又果斷、狡黠，能“鎮唬住人”。作為代理書記，為了取掉“代”字，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護持權力，全副心思用在如何安插親信擺弄幹部上。他剛出場時，像個莽漢，越往後看越不簡單，他也在鬥爭中“增長才幹”了。他每支配別人一次，渾身的毛孔就很舒暢，他就是要搞家長制，一人說了算。他很逗，想白要人家的狐皮筒子，就先跟人家算賬，算到後來，不交出來也不行。他在常委會上都敢放屁，可一見了呂翠兒，硬把屁憋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