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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發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輪廓模型，同樣透過閱讀歷史檔案，我們一開始就發現這個女人。
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的文書確曾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儘管它顯然帶有殖民地法國官員那種懶散的、馬馬虎虎的風格）。日軍侵入上海後，該卷宗仍儲存在理論上歸屬法國維希政府管轄的法租界當局手裡。直到一九四三年，汪偽政府正式宣佈收回法租界管轄權，卷宗當然隨同法租界警務處的其它所有重要檔案一起，轉到偽警察局檔案室內。我們相信，日本侵略軍駐上海的特工部門（即我們常常說的特高課），以及汪偽特工總部（即人們常說的&ldo;76號&rdo;）一定曾抽走該檔案內的一些關鍵檔案，以配合他們隨後對該女軍火商人展開的複雜而成效不彰的調查。當然，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總會有另一種可能的），我們的薛維世先生（無論此前還是當時，此人一直在該部門位居顯要），出於他私人的各種目的（或者國家利益），同樣很有機會把卷宗內的重要檔案秘密取走並銷毀（即便他有收藏的意願和可能，我們大概再也無法找到）。
眾所周知，中國軍民的抗戰勝利是在一九四五年，這卷宗隨即由光復後草草組建的上海市盧家灣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後，卷宗的接管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盧灣公安分局。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們必須體諒新生的、物資貧乏的國家和政府管理部門對於歷史檔案的處理方式‐‐有些時候，如何節約利用物資要比合理利用歷史資訊更迫在眉睫。純粹是由於紙張供應嚴重匱乏，共和國的公安人員不得不利用舊檔案（那些看來不太具有現實價值的檔案）的空白背面，以書寫對他們來說更緊要、更須記錄的事件。如此一來，這卷宗就被拆散，沒有人會關心寫在那些紙張背後的、已由（主要由投誠的國民政府軍政特工人員組成的）情報諮詢委員會鑑定過的，並被確認為無用的歷史資訊。我們相信很多相關檔案已被撕碎、捲成一團，消失在紙簍裡。一部分資訊至今仍藏在主題全然與其無關的檔案背後（因為重新裝訂貼上歸卷而難以被研究者發現）。我們曾發現過一頁檔案‐‐在一份有關建國初工商業資本家內反動分子的舉報記錄背後。那頁檔案被翻折過來重新裝訂，並用劣質膠水粘合。因為天長日久而脫膠，我們這才有幸發現它。在檔案館嚴格的調閱規則下，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從上下兩端挑開那頁合疊的紙，確保不去破壞裝訂線，憑藉靠窗座位比較明亮的光線，一字一句把這份殘頁的內容抄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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